摘要：从历史人类学“向下研究”的理论视角探讨了汉晋时期中国—罗马丝绸之路开辟及其文化想象。文献分析表明，汉晋时期中国—罗马双方在财货需求和*治建功推动下共同开创了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贸、文化交往通道，此时的罗马是一个幅员辽阔、*治制度健全、城邦文明发达、商业兴盛的大帝国，但是两国之间的直接交往交流依然较少，汉晋史家以传统见识与宇宙观比附、想象罗马。
关键词：汉晋时期；中国文献；罗马帝国；历史人类学；丝绸之路
作者简介：李艳峰，昆明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世界史角度看，“大秦”是汉晋中国对于当时欧洲罗马帝国的称呼。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里，“天下”是一个兼有*治、地理和哲学多重意涵的词语，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狭义的天下主要指皇帝*令可以直接实施的空间范围，广义天下则是指分布有华夏和非华夏的全部空间，即“普天之下”。罗马帝国属于广义天下当中的夷，所以才会出现在中国史籍的民族传记中。
东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持节西行之后，始有指称罗马帝国的“大秦”一名。对于汉晋时期远在欧亚大陆西部的罗马帝国，中国文献《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张骞传》便有提及，此后《后汉纪·孝殇皇帝纪》《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后汉书·西域传》《晋书·四夷传》等都有相关载录，不过以上众书所用国名不同、内容详略有异。[①]西方学者十分看重《后汉书·西域传》对于罗马帝国（大秦）的记述，认为这是“中国文献中对极西的国家——大秦的第一记载”，并高度肯定其史料价值。[1]（p10）而汉晋时期罗马帝国史事被更详细地载录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晋间人鱼豢所作《魏略·西戎传》。[②]这些有关大秦历史及文化的记录可以视作中国人笔下的罗马帝国民族史志，是东西方早期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证明。
近代以来中外学界对于汉籍记述中罗马帝国的研究颇多，王国维也曾题有“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的诗句，对于大秦位置给出了自己的判断。[③]国内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论著主要有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壈之语义及范围》、齐思和《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杨宪益《大秦异名考》、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及余太山《条枝、黎轩和大秦》等。国外则自德国汉学家夏德《大秦国全录》之后，主要有法国人伯希和《犂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与日本人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等。以上研究成果涉及汉晋罗马帝国的多个方面，而主要集中在用传统史学方法辨析不同名称由来、地望所在以及相关史料发掘和基础史实考证。[④]但是由于原始材料太少、学者们研究策略存在差异等原因，对于很多问题特别是汉记国名由来和位置范围的研究时至今日仍然处于论辩状态。[2]（p11）值得注意的是，国内《世界历史》杂志年第5期刊出了张绪山《汉唐时代华夏族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知——以西王母神话为中心的探讨》和庞乃明《亦真亦幻大秦国——古代中国的罗马帝国形象》两篇文章，分别探讨了西王母神话视角下中国古人对希腊罗马世界的认识和中国古人眼中的罗马帝国形象及其由来，与之前的研究风格不同。而对于中西交流过程中的汉晋罗马帝国以及中国古人有关罗马帝国历史书写的文化特点进行全面分析、深入解读的研究还未见到。在当前中国对外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积极推进与世界各国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下，使用历史人类学方法审视汉晋罗马帝国，追溯源远流长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互通历史，回顾中西交往达成的曲折历程，探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思维方式的世界各国（各族）人民相识、交流的过往得失，挖掘丝绸之路沟通中西的历史和文化价值，应该是很有意义的。
二、汉晋中国与罗马帝国共辟“丝路”通道
汉晋时期的东方中国与西方罗马帝国都有建立友好关系、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强烈愿望，地处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中国和罗马帝国在财货需求和*治建功推动下，曲折相识、积极访求，克服陆路海途的遥远艰险和安息为保贸易垄断的有意阻隔，共同开辟了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往通道。
东西方民间辗转相系的间接商贸、文化交流应该是很早就存在的。西汉时期除了西出凉州（今甘肃一带）过西域之外，另有“蜀贾人”所贩“邛竹杖、蜀布”等物品可由“蜀—身*国道”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一带），再经安息（伊朗古国帕提亚）转至地中海沿岸的罗马帝国。[⑤]而最初由罗马东来中国的是其幻人表演，如早在西汉武帝时便有“黎轩善眩人”藉安息朝献入汉。[⑥]
官方力量的介入则密切和扩大了这种交往、交流。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很快中国古人便认为凡是海外出产的奇珍异宝在极西之地的罗马帝国都有，即“其（大秦国）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⑦]中国看重罗马帝国出产或中转的织物、琉璃（玻璃）、香料、珊瑚、夜光珠等珍玩奇物。并且在王朝国家看来，利用包括罗马在内的西域诸国“贵汉财物”这一点，“赂遗设利”，从而“以义属之”，可以达成“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治伟业。[⑧]而来自遥远东方的丝绸作为当时全球奢侈品之一，也是一种财富的象征，备受罗马贵族喜爱。[⑨]同时，罗马执*者也将远邦献珍奉表视为崇高的*治业绩，如罗马历史学家佛罗鲁斯（Florus）为了颂扬罗马执*官（罗马皇帝）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功德，曾说在其当*时期中国人和印度人皆远自万里，慕罗马荣光而来朝：“远如赛里斯人及居太阳直垂之下之印度人，亦皆遣使奉献珍珠宝石及象，求与吾人订交好之约。”[]（p18~19）文中的赛里斯（Seres）即中国。可以说，东西双方互有所需使得交流通道的开辟成为了一种历史大势之下的必然。
汉晋时期的罗马帝国一直希望与东方中国交往，“常欲通使于中国”。但是由于地处罗马与中国间的丝路要冲之上，安息利用其地理优势，力图将丝绸互市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垄断东西方贸易以从中取利，便有意阻断罗马直接与中国交往。《魏略·西戎传》记曰：“安息图其利，（大秦国）不能得过。”《后汉书·西域传》进一步明言：“安息欲以汉缯?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对于公元97年甘英持节大秦、已“抵条支。临大海欲度”却遭安息吓阻一事，范晔在其《后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载道：“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在这样的背景下，罗马皇帝安敦改变策略，不通过安息，而是派遣使者从海路经过中南半岛，于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到达了东汉王朝最南边的日南郡。根据《后汉书·西域传》：“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这是中国历史文献所载罗马官方第一次通过海路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意义非凡。可以说，东汉日南郡[⑩]应该就是当时东西方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终点。并且海路运量大、花费低、可达范围广的特点，使得“后汉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其（大秦）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即罗马官方和民间多选择海道来华。此后，三国时孙吴大帝*武五年（公元年）又有罗马贾人秦论沿海路东来：“孙权*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11]西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年）再有罗马使者来朝。《晋书·四夷列传·大秦国》云：“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贡献。”《晋书·武帝纪》另道：“五年……林邑、大秦国各遣使来献。”[12]虽然史载未明言罗马本次出使是否乃浮海而至，却将其与地属海南之国的林邑并记，据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可能本次罗马来使如其前任一样走的仍然是海路。
关于这条海路，《魏略·西戎传》又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从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从罗马帝国“又循海而南”的海路不仅可以到达日南郡，还与中国西南的“益州、永昌”相通，而这条道路必然与张骞出使西域时发现的“蜀—身*国道”相连接。[1]这就较好地解释了为什么长期以来大量名贵奢侈品集散于汉晋时期的永昌郡。根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在永昌郡“有*金、光珠、虎魄……又有罽旄、帛叠、水精、瑠璃、轲虫、蚌珠”。[14]关于这些智慧、勇敢的欧亚先民怎样在海上长途航行的问题，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曾说只要学会利用顺风和顺水，紧贴海岸，航行可不费什么力气，风力和水力会带着你在大洋上往返。[4]（分别见于两书p,）
三、史载记载的罗马图景
在中、欧民间和官方交往日渐密切的情况下，越来越多有关罗马帝国的信息传入并被中国史家记录下来，借此我们可以一窥汉晋罗马帝国的社会生活和发展风貌。
《后汉书·西域传》记载罗马帝国“地方数千里”，两晋之际的葛洪甚至宣称其“地方三万里，最大国也”[15]。葛洪之言虽有敷衍夸饰的成分，但是罗马帝国幅员辽阔、地域广大是可以确定的。帝国境内由君主直接控制的城镇多达四百余个，大多分布在平原，也是人口最密集的地方，所以唐代杜佑在其《通典》中补充道：“其地平正，人居星布。”[16]罗马帝国“以石为城郭”，城镇建筑以石头作为主要的建筑材料，实用、坚固、美观，并且“公私宫室为重屋”，这应该是说房屋建筑都是两层的楼房。
作为欧亚大陆西部大国，罗马帝国基础设施完善，各个城镇之间有发达的交通网络。为了让*令能够顺利传达到全国各个地方，罗马帝国还建立了一套与中国相似的邮驿系统，重要的地方“列置邮亭”，其设置规律是“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可见当时罗马帝国对社会的治理和控制是相当有力的。在罗马国王之下还有数十个“小王”，应当是受其控制的诸多小国首领：“其别枝封小国，曰泽散王，曰驴分王，曰且兰王，曰贤督王，曰汜复王，曰于罗王，其余小王国甚多，不能一一详之也。”
在罗马帝国的众多城中有一个稳定的*治、文化中心，这就是罗马王城。王城十分壮观，宫室撑柱及食器等物均以水晶制成，“周圜百余里。城中有五宫，相去各十里。宫室皆以水精为柱，食器亦然”。罗马国王每天居一宫之中处理国*，轮换五宫。其理*方式非常特别，“常使一人持囊随王车，人有言事者，即以书投囊中，王至宫发省，理其枉直”。罗马帝国的*治制度十分健全，“各有官曹文书。置三十六将，皆会议国事”，而且这三十六将“每议事，一将不至则不议也”。更有特点的是，罗马皇帝并非世袭、终身制，乃是由民众选举来确定的，“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如若国中出现了大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有社会不稳定因素存在，“辄更立贤人以为王，而生放其故王，王亦不敢怨”。可见罗马帝国是一个民主气氛浓厚的国家，这与东方皇权专制*治是有很大区别的。另外，可以肯定罗马王城是当时富庶帝国内最大的城市，因为王城内已经有了非常精细的社会分工。以屋舍为例，无论是居于海滨的国王石制城堡还是皆为重屋的公私房舍，他们的修建是需要很多工种协作才能够完成的。王城中还出现了专门供人们娱乐的艺人，他们能够“口中出火，自缚自解，跳十二丸巧妙”。并且有一些这样的罗马艺人辗转来到了中国，继西汉武帝时期“黎轩善眩人”藉安息朝献来华之后，东汉安帝永宁元年（公元年）掸国国王雍由调派遣使者通过哀牢人分布区向东汉王朝入贡，“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自肢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17]由此来看，当时欧亚大陆的经济文化交往应当是十分频繁的。
罗马帝国有着深厚的农业传统，“民俗，田种五谷，畜乘有马、骡、驴、骆驼”。古罗马人在赞扬一个人的时候，会称其是个好的种田人，是一个好农民，这就是古罗马在农业文明基础上产生的价值观。[5]（p4）罗马“国用富饶”，物产品类丰富多样，范晔认为“所生奇异玉石诸物，谲怪多不经，故不记云”，但是鱼豢《魏略·西戎传》对此记述非常详细，应该是亲见了载录单目并依样誊写而来。罗马帝国有木本的松、柏、槐、梓、竹、杨柳、梧桐以及数不清的草本植物。矿物有金、银、铜、铁、铅、锡。动物有龟、白马、朱髦、骇鸡犀、玄熊、赤螭、辟*鼠。贵重珍奇有玳瑁、大贝、车渠、玛瑙、南金、翠爵、羽翮、象牙、符采玉、明月珠、夜光珠、真白珠、虎珀、珊瑚、赤白黑绿*青绀缥红紫十种流离、璆琳、琅玕、水精、雄*、雌*、碧、五色玉。关于罗马出产的玉石：“一曰青，二曰赤，三曰*，四曰白，五曰黑，六曰绿，七曰紫，八曰红，九曰绀。”这些玉石在中亚一带也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故鱼豢才说“今伊吾山中有九色石，即其类。阳嘉三年时，疏勒王臣槃献海西青石、金带各一”。纺织品则有*白黑绿紫红绛绀金*缥留*十种氍毹、五色毾?、五色九色首下毾?、金缕绣、杂色绫、金涂布、绯持布、发陆布、绯持渠布、火浣布、阿罗得布、巴则布、度代布、温宿布、五色桃布、绛地金织帐、五色斗帐。罗马帝国又有自产的“细布”“名曰海西布”，其制作原料主要有羊毛、树皮纤维和野蚕丝，其独特之处在于印染的色彩比其他地方的要更加鲜艳，即“其色又鲜于海东诸国所作也”。香料更是有微木、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等十余种。古罗马人应有涂抹香料之俗，所以还“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
罗马帝国有珠玉、织物、香料等种类如此繁多的奇珍物品，说明其国内有一个规模不小的高端消费群体，正是这样的市场需求才使得众多的货物聚集于此。从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罗马帝国的贸易是十分发达的，其生产空间和交换空间范围广大。以品类众多的织物为例，生产原料从哪里来、采用什么样的制作工艺、表达什么样的文化含义、如何在地理空间上流动，这些都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布罗代尔就曾经对历史上的纺织品说过这样的话：“一部服装史应该把我们引向纺织品的历史，引向生产和交换的地理学，……纺织原料作为最显眼的文化财富有迁徙的本事，能到新的地区生根落户。”[6]（p84,85）
与此相适应的是罗马帝国繁荣的商业，他们并非直接的物物交换，而是已经有了货币，“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罗马“其人质直”，在交易当中“市无二价”，说明他们很注重商业信誉。罗马帝国更有频繁的海外贸易，也由此获益颇丰，其“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关于罗马帝国与安息“交市”的“海中”，我们认为应该是前文所言罗马皇帝治下众多小王国中的泽散国、于罗国等地，因为他们与安息接界，又都有海道、陆路与各处交通。根据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泽散王属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驴分，水行半岁，风疾时一月到，最与安息安谷城相近，……于罗属大秦，其治在汜复东北，渡河，从于罗东北又渡河，斯罗东北又渡河。斯罗国属安息，与大秦接也。”
四、汉晋史载对罗马帝国的文化想象
通过中国史籍的相关载述，我们对汉晋罗马帝国有了多方面的了解。同时我们可以发现，汉晋之人对于当时罗马帝国的记录内容有些并不可靠。最早日本人白鸟库吉在其《见于大秦传中的中国思想》一文中也曾指出，《后汉书》对于罗马帝国的记述既有汉人实地见闻的事实，也有身倚案头幻想而出的空中楼阁之谈。[7]（p10~）
鱼豢《魏略·西戎传》有言曰：“（大秦）其俗人长大平正，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这样的说法便是不可信的，因为中国人属于蒙古利亚人种，而古罗马人属于欧罗巴人种。故杜佑在其《通典》中注引杜环《经行记》说“（大秦）其人颜色红白”，又注引《外国图》言“其种长大，身丈五六尺”，[18]“颜色红白”实际上就是欧罗巴人种的肤色，在世界三大人种当中欧罗巴人种属于白种人，其体质特征之一就是体格高大魁梧，也就是“其种长大”。其实鱼豢当时已指出了人们对于西域诸国的一些错误认识。第一，“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即条支不在大秦国西向，而是在大秦国的东向。第二，“前世又谬以为（条支）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即安息其实比条支强大，三国时期条支是受安息控制的。第三，“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谬以为从条支西行二百余日，近日所入，今从大秦西近日所入”，即此前大家认为“弱水”“日所入”在条支以西，而鱼豢则认为是在大秦以西。鱼豢的这个认识很有特点。中国古人对于弱水的认识是十分模糊的，《尚书·禹贡》《山海经·大荒西经》《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地理志》《后汉书·西域传》等对此均有记载，但是都没有明确指出在什么地方。应该说，弱水是一个可期而不可及的神栖之地，“弱水”与“流沙”“昆仑”“西王母”“日所入”一起构成古代中国地理观念中极西之地的文化标记，随着汉晋之人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真实地理知识的增长，这些文化标记也在动态西移。
对于汉晋史籍有关罗马帝国描述所谓“不实之谬”的出现，我们可以从鱼豢的一段话中试探究竟。鱼豢在记述大秦等欧亚大陆西部的民族和国家后，发出了不能够完整认识人类生存空间和人生短暂的感慨。他说：“俗以为营廷之鱼不知江海之大，浮游之物不知四时之气，是何也？以其所在者小与其生之短也。余今泛览外夷大秦诸国，犹尚旷若发蒙矣，况夫邹衍之所推出，《大易》《太玄》之所测度乎！徒限处牛蹄之涔，又无彭祖之年，无缘讬景风以迅游，载騕褭以遐观，但劳眺乎三辰，而飞思乎八荒耳。”鱼豢这一段话充满哲理，是对哲学上时间、空间这两个最基本命题的思考。鱼豢认为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是有限的，一个人在有生之年难以认识广大而宏远的世界，虽然如此人们却还是可以尽情去想象的，即“飞思乎八荒”。这其实表达了中国古人在记述远地物事时的一种文化心态，她隐藏在史籍撰述过程的背后，是“自我”角色的自然带入。这个“自我”角色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东方世界的历史文化背景，特别是商周时期即已形成的“天下”观念以及华夏之人以自我为认知中心的“华夷之辨”思想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著史者笔下的“外夷大秦诸国”。这是我们以历史人类学理论方法审视纷繁历史记录时需要注意的。
由于罗马帝国地处欧亚大陆西部，距离中华腹心非常遥远，在当时情况下双方进行直接、深入交往的条件并不具备，这也就给中国人留下了对罗马帝国的诸多文化想象空间。除了前文“似中国人而胡服。自云本中国一别”，中国古人还认为罗马帝国靠近《山海经》《穆天子传》所言西王母居住的地方，又有“飞桥数百里可度海北”等，这些内容显然都是传闻加上记史者主观想象而成。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因为张骞凿空西域后，虽然“汉始筑令居以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19]但是前汉出使西域的使者最后“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也”。令人颇为惋惜的是，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受命径出西域都护驻地而欲使罗马帝国的甘英，也终在“抵条支。临大海欲度”时作罢。此后虽然有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年）罗马王安敦遣使来华、孙吴大帝*武五年（公元年）罗马贾人秦论东来、晋武帝太康五年（公元年）罗马使者再来，以及汉晋时期通过各种途径来华的众多海西幻人、商胡贩客，但是从现有相关载录来看，时人对于罗马帝国的认知仍然具有缘于山遥海远、万千阻隔的想象特点。
①中国史籍有关罗马帝国名称的记载比较复杂，从《史记·大宛列传》到《明史·拂菻传》的众多史书曾记之为“黎轩”“大秦”“拂菻”乃至“海西国”等，具体所用字形也有不同。
②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甘英持节西行一事为班超少子班勇所记录，此后各书有关这一时期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西域诸事均袭用其说，诚如范晔在其《后汉书·西域传序》中所言“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记”（见《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其实范晔作《后汉书》前，有关罗马帝国的内容又见载于魏晋间人鱼豢所作之《魏略·西戎传》，惜该书已佚，藉《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得见于今世。通检传世文献可知，有关汉晋时期罗马帝国史事主要即载录于《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和《后汉书·西域传》，两者当据班勇所记而又有增益，《后汉书》撮其概要，《三国志》裴注所引则详细很多。另有东晋袁宏《后汉纪·孝殇皇帝纪》所记大秦传文与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大同，然亦有段落、文句为后者所不载（见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孝殇皇帝纪（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年，第01~02页）。
③王国维：《王国维：人间词话》，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第页。
④岑仲勉：《黎轩、大秦与拂壈之语义及范围》，收于岑仲勉《西突厥史料补缺及考证》，北京：中华书局，年；齐思和：《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年；杨宪益所作《大秦异名考》《大秦道里考》等文收于杨宪益《译余偶拾》，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年；陈连庆：《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史上的大秦与拂菻》，《社会科学战线》年第1期；余太山：《条枝、黎轩和大秦》，收于余太山《塞种史研究·附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夏德著，朱杰勤译：《大秦国全录》，北京：商务印书馆，年；伯希和《犂靬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收于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北京：商务印书馆，年；白鸟库吉：《大秦国及拂菻国考》，收于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年；还有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7年。
⑤《史记·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⑥《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⑦《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8、9页。本文自此以下大秦史事所据及引文未注出者皆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86页；《后汉书·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8~页。
⑧本句引文见《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⑨汉晋罗马帝国有野蚕桑，但是产量、品质都不如“中国丝”。因为丝绸成品价格高昂，罗马人便把来自中国的蚕丝进一步加工为具有罗马特点的“胡绫”，借以取利。对此鱼豢《魏略》记载说：“又常利得中国丝，解以为胡绫。”见《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⑩日南郡的南部为今天越南中部的岘港，在北纬16°，大约因为地处北回归线以南、距离赤道很近，所以才把这个郡叫做日南郡。
[11]以上两句引文见《梁书·诸夷列传·海南》，北京：中华书局，年，第78、页。
[12]以上两句引文见《晋书》，北京：中华书局，4年，第、75页。
[1]汉晋时期欧亚大陆民间已经知道从罗马帝国循海路至锡兰（今斯里兰卡）又至当时中国南部沿海州郡的道路，以及可通西域的“蜀—身*国道”，还知道“自交州外塞擅国，诸蛮夷相通也；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大秦”。见英国爱德华·吉本著，席代岳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章》（第1卷），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年；北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舟部四）·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引三国孙吴康泰所作《吴时外国传》；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孝殇皇帝纪（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年，第02页。
[14]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南中志》，成都：巴蜀书社，年，第40~41页。
[15]李零主编，冯国超等点校：《中国方术概观（服食卷）·太清金液神丹经》，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年，第页。
[16]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大秦》，北京：中华书局，6年，第页。
[17]《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东晋袁宏《后汉纪》又载曰：“及安帝元初中，日南塞外檀国献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又善跳丸，能跳十丸。其人曰：‘我海西人。’则是大秦也。”见袁宏撰，张烈点校《后汉纪·孝殇皇帝纪（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年，第02页。
[18]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边防九（西戎五）·大秦》，北京：中华书局，6年，第页。
[19]《史记·大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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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白鸟库吉,著,王古鲁,译.塞外史地论文译丛[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来源：《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期一个人的民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