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南岭交通的开发与南北交流
[作者简介]王元林(-),男,陕西大荔人,暨南大学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化地理、区域环境变迁与乡土社会地理。
史学界对南岭（五岭）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五岭的得名与指代方面，有关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也多涉及秦始皇、汉武帝的两次用兵和灵渠等的修筑，没有穷尽秦汉南岭交通修建的其他事实。相关成果有：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校出版社，年），张荣芳《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年），余天炽《秦汉时期岭南和岭北的交通举要》（《历史教学问题》，年第3期），邢丙彦《秦汉时期北方与岭南交通的发展变化》（《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吕名中《秦汉通南越要道考略》（《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年第3期），陈代光《论历史时期岭南地区交通发展的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第3期）等。至于交通对岭南社会的影响也有何海龙《走出蛮荒———交通与秦汉时期的岭南越族社会浅析》（《贵州民族研究》，年第4期）等论文间有涉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补缀相关史实，揭示秦两次修南岭峤道，两汉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的历程，阐述这些水陆交通开辟的目的与用途，揭示南岭交通对南北交流的作用，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 秦汉南岭交通开发的历程南岭是一系列东北西南向排列而总体呈东西向山脉的总称，是长江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是我国重要的一条自然和人文分界线。岭南与岭北，两者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虽然南岭阻挡南北，但先秦时岭北与岭南的民间交通往来就已存在，人们利用山脉间形成的天然径道而往来南北。据《史记·苏秦列传》记载，战国后期楚国“南有洞庭、苍梧”，苍梧的范围，一般认为未逾南岭，但已达南岭山脉的九嶷山附近。考古发现楚怀王六年（前年）所制的“鄂君启舟节”铭文也载，“上江，内（入）湘，庚牒（商），庚邶（商）阳；内（入）邶，庚鄙；内（入）资、沅、澧、邶（油）”。这其中有关湘水沿岸的交通路线记载较详，反映出当时湘水比资、沅等其它几条水道更为重要，应是楚人南下五岭的主要水道。据谭其骧先生考证，見即今湖南湘阴县湘水西岸濠河口与乔口之间；阳即汉洮阳县，今广西全州湘水上游支流洮水（今*沙河）北岸；鄙当汉代便县，即今湖南永兴县（耒）水中游北岸。鄂君的水程西南路入湘、入耒，航线遍布于今鄂西南、湖南极大部分，远至广西边境。楚国在湘水、离（漓）水分水岭附近设有阳（鄂君在此地免税），这与西汉马王堆帛画地图所记桃（洮）阳当指一地，此说应无误，则楚南界已达南岭。可见，早在战国中晚期，楚国的官商船队就经由湘、资、沅、澧诸水，远达沅湘上游及五岭地区经商，最远可达浥阳等五岭关口。结合包山楚简来看，楚人主要是由环洞庭湖各县邑和湘水沿线而南达五岭的。
值得一提的是，《史记·甘茂列传》载，公元前年，楚灭越国，“故楚南塞厉门而郡江东”。厉门，《史记集解》引徐广曰:“一作濑湖”；《史记正义》引刘伯庄云：“厉门，度岭南之要路。”《读史方舆纪要·江西南安府横浦关》“或曰即楚之厉门”，并认为徐广注释“似误”。实际上，楚之厉门不在粤赣交界的横浦关，而在离（漓）水支流濑水（荔江），即今广西荔浦南，《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相关图页也标绘于此。果真如此，则楚南界关口已越过南岭，湘水———离水通道已经形成。
秦汉是南岭交通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秦始皇在统一岭南前，公元前年就修道伐木，“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上述楚境已达南岭，修驰道应及楚地湘水流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公元前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时，还达长沙郡境的湘水下游的湘山（今岳阳西北洞庭湖）。而在更远的零陵县东有秦驰道遗迹。《方舆胜览》云：“秦驰道，在零陵东八十里。阔五丈余，类今之河道。两岸如削，夷险一致。始皇命天下修道以备游幸，即此也。”此说若不误，则秦第一次始凿通南岭，且有永州零陵附近的遗迹证明。
公元前年，秦尉屠睢率五十万大*，分“为五*：一*塞镡城之岭，一*守九疑之塞，一*处番禺之都，一*守南野之界，一*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驰弩。”镡城之岭即今越城岭；九疑塞当九疑山之要塞，在今湖南宁远南；南野之界当今江西南康之南。据法国学者鄂卢梭考证，此三路当戍守今越城、萌渚（九疑）、大庾三山要道，而番禺一*当长沙经骑田岭而达番禺。余干一*则结集江西余干而防守闽越。为保证进攻岭南的四*的转运需要，《淮南子·人间训》曰：“使监禄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这便是历史上有名的沟通湘水、漓水的灵渠。就在进*岭南时和占领岭南后，“秦所通越道”已经形成，此可谓秦的第二次修筑南岭交通，史书称“新道”。
秦“新道”即“秦所通越道”，主要是秦开凿南岭而通达岭南的道路。此道有四：一是由湖南零陵溯湘江而上，经严关（今广西兴安境）、秦城（同上），从湘桂走廊的灵渠入漓江，沿西江而达番禺等岭南各地；二是自湖南道县溯潇水越九疑塞而南达广西贺江再南通西江；三是自湘水支流耒水而达郴州，由此南越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今阳山西北）、洭浦关（今英德西南连江口附近），从北江而南达番禺；四是从江西南野溯赣江支流章江越大庾岭的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小梅关西）而达浈水入北江。阳山关、湟溪关、洭浦关皆是秦在连江设置关隘，可见连江一线重要。而其他南岭诸山上有九疑塞、横浦关、谢沐关等。这些*事要塞险隘，既是防御的堡塞,又是交通必经之途。实际上，从郴州南下，或走连江，或走武水。《水经·溱水注》就载泷水（武水）出峡谷处的泷口“西岸有任将*城，南海尉任嚣所筑也”。《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韶州》载“任嚣故城，在（乐昌）县南五里”。既在此筑城，“因中国方乱，欲据岭南，故筑此城，以图进取”，此武水道亦应是秦汉之际南岭一孔道。与洭浦关一样，《元和郡县志》卷34《岭南道·广州》浈阳县（今广东英德东南）北四十里浈山，“尉佗为城于此山上，名曰万人城”，亦为防范北江南下通道的要塞。
《史记·南越列传》载,汉武帝元鼎五年（前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出桂阳，下汇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兵夜郎，下牂柯江，咸会番禺”。《汉书·武帝纪》所载略同，只是更明确各路进*路线。其中路博德一*出桂阳（治今湖南郴州），越骑田岭后下湟水（一作汇水，即洭水，今连江）；杨仆一*出豫章（治今江西南昌），沿豫章水（今赣江，上游为今章江）越横浦关而下浈水；戈船将*严出零陵（治今广西兴安北）下离水；下濑（即下厉）将*甲南下萌渚岭，沿贺江而达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境，一言治今广东封开境）；驰义侯一*发兵夜郎，下牂柯江（西江上游红水河支流北盘江，一言从黔东南沿刚柳江、融水、柳江达西江）。五路进*路线，以牂柯江一道为新道。实际上，这条道路是在民间基础上发展而来。南越国都番禺有蜀枸酱，则从蜀地经夜郎由牂柯江而达番禺。“然南夷之端，见枸酱番禺，大夏杖、邛竹”，应是西南蜀、夜郎与岭南的交通发展的结果。用兵和民间交往道路的修建和畅通十分重要，暂将此看作西汉的一次与南岭以及附近交通有关的事件。
东汉第一次修筑南岭交通是光武帝建武十五年（39年）卫飒任桂阳太守，桂阳郡南部含洭（治今广东英德西北）、浈阳（治今广东英德东南）、曲江（治今广东韶关东南）三县，“去郡远者，或且千里”，百姓“传役”甚苦。“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大大拓展了骑田岭以南北江流域与桂阳郡治郴县（治今湖南郴州）的南北交通。虽然，南岭东部桂阳郡的局部交通有所改善，但两汉大部分时间内，岭南的*治、经济中心皆偏重在西部，故岭南西部从越城岭或萌渚岭的灵渠道或潇贺道仍为重要。而由于交阯二征的叛乱，东汉*府第二次修筑南岭交通。建武十六年（40年），交阯二征反，“光武乃诏长沙、合浦、交阯具车船，修道桥，通障溪，储粮谷”。后马援等“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万余人讨之”。当时修路凿渠应亦包括桂阳、零陵在内。《太平御览》引《郡国志》:“后汉伏波将*马援开湘水为渠六十里，穿度城，今城南流者，是因秦旧渎耳。”时这里为零陵郡所辖，继秦以后东汉再修灵渠。今考古在兴安秦城遗址七里圩王城发掘时，发现城墙在东汉进行过二次加固。桂江下游的唐马江县（治今广西昭平马江镇）“按《图经》云，‘其江是后汉伏波将*马援所开’”；北流县（治今广西北流）南的*门关，“汉伏波将*马援讨林邑蛮，路由于此，立碑，石龟尚在”。则湘、桂（漓）江及北南流江应是所趋之道，沿途“修道桥，通障溪”。
经过前代的修筑，南岭附近的交通有所改善，但至东汉章帝永初以前，“旧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永初八年（83年），郑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道，至今遂为常路”。《资治通鉴》胡三省注曰：“余据武帝遣路博德伐南越，出桂阳，下湟水，则旧有是路，弘特开之使夷通。”郑弘建议把海道运送贡物变为陆路经由零陵、桂阳峤道运送。零陵、桂阳峤道，即越过南岭的交通道路。既作为贡道，还是应有所补修的，暂且把这次贡道改变看作是东汉第三次改修南岭交通道路。零陵、桂阳境的峤道，应是两郡境内主要大道，而经零陵郡峤道主要转送交阯及岭南西部各郡特产，桂阳郡峤道主要转送南海郡贡物。零陵郡峤道以灵渠道为要，桂阳郡峤道以湟水（连江）、临武为重。和帝时（89-年在位），“旧南海献龙眼、荔支，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时临武长汝南唐羌，县接南海，乃上书陈状”。省罢水果珍羞之贡。临武（治今湖南临武东）为贡道必经，不但接连江，经今广东连县星子镇北“荆楚古道”接临武，而且还可从溱水（今北江及上游武水）到达。东汉中后期，由桂阳郡到南海郡，就是经溱水上游的武水而达北江，此道“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
东汉第四次治理南岭的道路，就是整治经由武水而达北江的水路。刻于东汉灵帝熹平三年（年）武水昌乐泷上周君庙中的《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碑，是研究熹平初年桂阳太守周憬率众整治武水上游河道事实的重要碑刻。周憬“迺命良吏，（将帅、壮）夫，排穨磐石，投之（穷壑），(夷）高填下，鑿截回曲，（弼）水之邪性，顺导其经脉，断硍（溢）之（电）波，弱阳侯之汹涌。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这里至今号称“九泷十八滩”，当时治理水道可谓艰辛。
二 南岭交通对岭南城市建设、维护国家的大一统*治格局的作用
秦两次修南岭峤道，两汉五次新修和改建南岭交通道路，使南岭陆路和水路平整顺达，为岭南与岭北的各项交流奠定了基础。从历史时期至今，南岭交通所经之地及相关要塞，不但是保证交通安全的重要据点，而且还在拱卫岭南*治稳定、国家统一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广西地区确知的秦汉古城址有兴安的秦城、城子山古城（有学者以为汉零陵县治），全州的洮阳城（汉洮阳县治）、建安城、灌阳的观阳城（汉观阳县治）、贺州的临贺（汉临贺县治）、封阳（汉封阳县治）等，大都集中在桂东北的交通要道附近，而且城址的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完整。据学者研究，这些城堡最初大部分出于*治、*事目的，其选址除考虑自然地理条件以外，交通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桂东北地区秦汉时期城址的分布来看，这些城址均位于河流两岸，洮阳城址、建安城址、城子山遗址、观阳城址都在湘江及支流的河岸；兴安秦城紧邻灵渠和大溶江；临贺、封阳两城址也都地处贺江河旁。湘江、灵渠、贺江及其河谷是秦汉时中原、长江流域通往岭南的重要交通要道。这说明交通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以及交通路线的拓展对城市建设的推动作用。除湘桂外，湘粤、赣粤交通遗址也多分布在山隘要道以及控扼交通的河流近旁。今广东南雄梅鋗城、仁化城口“西秦城”、乐昌乐城镇武水西岸梅花头建筑遗址等，乐昌郴（州）宜（章）古道、阳山县秤架古道、连县的星子古道等。这些古道的秦汉建筑遗址虽有些还有争论，但从秦汉始，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无疑应有多条重要干支线，这些交通干支线无疑是沿线以*治、*事为重的城市设立的关键。
秦汉以降，岭南与岭北的交通道路大多遵循古道，诸如《水经·洭水注》引耆旧所言:“自阳山达乎桂阳之武步驿，所至循‘圣鼓’道也。其道如堑，迄于鼓城矣。”这里的圣鼓道很可能就是后来的秤架道（因经今广东阳山秤架瑶族乡而得名）。这条由桂阳而达阳山的一条秦汉古道，史载“秦凿杨山，桂阳县阁下鼓便自奔逸，息于临武，遂之始兴、洛阳，遂名圣鼓。今临武有圣鼓城”。“阳山县有石墟村，村下有豫章木，径可二丈，秦时伐木为鼓，名曰圣鼓也”，从桂阳、阳山、临武等地名看，秦汉时应凿这条从湘南到粤北的秤架道。这些要塞和道路，为国家*令的下达以及岭南地区*情的上传起到了桥梁作用，加强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使岭南地区纳入多民族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的版图内，加强了中原王朝对岭南越族地区的统治，有效维护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治格局。
秦汉以前，岭南为越族聚居之地。《山海经·海内南经》曰：“桂林八树，在番隅东。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北朐国皆在郁水南。”伯虑不可考，离耳即儋耳，在今海南。北朐一般认为北户，地在今越南中部。郁水今属西江，所列诸国，皆在岭南。《吕氏春秋·恃君篇》（卷20）亦云：“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缚娄即今广东博罗，阳禺在今广东阳山，驩兜即唐驩州，在今越南中部。时岭南诸部多为无君之地，并未形成统一的*权。秦统一岭南，“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将岭南纳入秦王朝的版图，推行一系列统一的*令，有效维护了秦在岭南的统治。虽然其间秦末汉初，岭南在南越国统治之下，交通一度阻隔，但民间客商通过“粤关”交换商品基本上仍然进行。汉武帝灭南越，重新设置郡县，推行*令，大一统*治格局重新确立，使岭南社会又一次发生了变革。从此以后，中央*令上传下达，南岭以及岭南地方交通网络逐步形成和发展，中央和地方形成了强有力的紧密联系，有力地维护了大一统的*治格局。
在维护大一统的*治格局中，中央派遣使臣、官员、*队去岭南，以及岭南官员升降，文件及贡物传送，南岭交通成为这一链条上不可缺少的环节。秦开“新道”，统一岭南；陆贾出使南越国，说服赵佗；汉武帝发兵五万四路攻击南越，平定南越相吕嘉叛乱；东汉马援讨伐交阯征氏姐妹叛乱，维护国家统一，岭南交通都发挥了重要的战略意义。而设置在南岭及附近水道上的诸如厉关、横浦关、湟溪关、阳山关、洭口关、谢沐关等*事关堡，以及“秦城”、“万人城”等，无疑保证了交通的安全。只有这一连接中央的南岭要道畅通，岭南的经济和社会才能稳定，也才能在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治格局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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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事等诸多原因使许多北方人南下，而南下的通道无疑要借道南岭要道。北人南迁，秦“逋亡人，赘婿、贾人”等号称五十万大*大部分应留在岭南，他们为岭南的经济发展、边疆安全、社会安定做出了重大贡献。始皇三十四年（前年），又迁“狱吏不直者”修长城和戍南越；次年，又发民戍边；始皇还应赵佗请求，迁一万五千“女无夫家者”来岭南。唐循州进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言道:“又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这些移民正是通过南岭而南下。除移民戍边外，岭南还是两汉流放被贬官员及家属之地。西汉及王莽时，迁合浦的有：成帝时京兆尹王章的妻子、哀帝生母丁姬家属和哀帝傅皇后父傅晏妻子、董贤家属、南郡太守毋将隆、宜陵侯息夫躬家属、方阳侯孙宠、郎中令泠褒以及西汉末外戚专权失意者等等。东汉外臣失势者诸如尚书仆射郅寿、窦宪女婿郭举家属等亦徙合浦；而更多的如梁竦妻子迁九真，和帝阴皇后弟、阴皇后外祖母邓朱家属徙日南等等，不胜枚举，数量不少。这些流官及家属南迁，南岭之途必为所经。
三 南岭交通的延伸与中外经济交流
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和发展，对大一统国家交通体系的完善起着重大作用。特别是对岭南连接内地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除岭南与中原、江南交通分别通过湘、赣等联系外，岭南入夜郎道、入蜀道和入交趾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的延伸。早在灭南越国之前的建元六年（前年），南越人食蜀地枸酱，据说“独蜀出枸酱，多持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交换而得枸酱。故“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而“道西北牂牁，牂牁江广数里,出番禺城下”。这样，巴蜀经夜郎达番禺的道路，从原来的民间商贸之路转为官方的道路。具体路线从蜀地经青衣江达青衣县（治今四川芦山县）、南安县（治今四川乐山县）、僰道县（治今四川宜宾县），进入唐蒙主持修筑的“南夷道”，即从僰道经南广县（治今四川高县、筠连县一带）、汾关山（今云南威信境）、平夷县（治今贵州毕节）、汉阳（治今贵州赫章、六枝一带），连接牂牁江（今北盘江上游），顺牂牁江（今红水河、西江）而下番禺。有人也以今柳江及其上游指代牂牁江，但无论如何，入夜郎道和入蜀道在汉代已经发挥作用了，后来元鼎五年（前年）五路用兵岭南，其中就有牂牁江一道既是例证。而从南岭入交趾的道路更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的延伸。从灵渠道、临贺道等道路南下西江，经西江支流北流江越*门关达南流江直至江口的合浦，由此陆海并行可以到达交趾郡，东汉初马援征伐征氏的叛乱就是沿此陆海两道而达的。但“交趾七郡贡献，皆从涨海出入”。而交趾郡的治所龙编（治今越南海兴省海阳附近）以及日南郡的卢容（治今越南平治天顺化）两港，仍以海上与番禺、合浦、徐闻等岭南港口近海航行为重。虽然海路艰险，然而较陆路便捷。
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和发展,也对海上交通路线的开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岭南地区南临南海，历史时期就与东南亚各国有交往，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仅缩短了岭南地区曾经借道海上达冶县（治今福州）而北上的距离，而且成为以后“南海诸国”来华的必经之道。《汉书》卷28下《地理志》所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等东南亚、南亚诸国，最远的达*支国（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已程不国（今锡兰岛）等，“汉之译使自此还矣”。东南亚、南亚的“奇石异物”，经过海上交通而达岭南，而由岭南北上，南岭交通的灵渠道、贺———潇道、耒———连或耒———武道、章———浈道等成为北上的通道。南海海上通道可以看作是南岭交通、国内交通向外的延伸。正是通过南岭交通、国内交通与国外交通融为一体，中外陆海交通网已基本形成。岭南粤地“处近海,多犀、象、*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从此,岭南成为中外*治、经贸往来的必经之地，南岭交通也成为沟通这一地区与内地的重要交通走廊，也使岭南成为秦汉时期中外贸易的中心地区之一。
岭南地处亚热带，各种动植物资源丰富，“夫物以远至为珍”，“且南海多珍，财产易积，掌握之内，价盈兼金”，此处南海代指岭南地区。而“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此交趾也非交趾郡，而是交趾刺史部。岭南多异产。“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时番禺为象牙、犀角、珠玑、玳瑁、金银器物以及各种水果等岭南特产汇萃之地，这里的贡物沿北江而上，从南岭东部的连江道或武水道而北上；而来自交趾等郡岭南西部的物品，由南岭西部的灵渠道或贺———潇道而北上。岭南地区的贡物必经南岭北上，途经南岭的贡物有:
1、珠玑、玳瑁等饰物。珠玑，亦即明玑，此为合浦等地所产，为海中蛤蚌体内的钙质结晶物。玳瑁，亦即瑇瑁。南越王赵佗献给汉文帝的“紫贝五百”，亦应属于此类物品。文帝勤俭，“后宫贱瑇瑁而疏珠玑，卻翡翠之饰，除彫瑑之巧”，但其后各帝并非如此，武帝时“宫人簪瑇瑁，垂珠玑”，已非昔日。汉成帝时宠爱赵飞燕妹，其所居的未央宫昭阳殿，“明珠、翠羽饰之”。皇帝使用外，还赐于重臣。霍光病死，赐“璧珠玑玉衣”等贵重物品。除合浦珠有名外，交趾亦产之。“交趾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帝赐群臣，钟离意“得珠玑，悉以委地而不拜赐”。珠玑付于京城，安帝时京城长安“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著珠玑”。汉桓帝时，梁冀“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而“岁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故冀第舍“金玉珠玑，异方珍怪，充积臧室”。
2、翠羽、孔雀、能言鸟(鹦鹉)、白鹇等珍禽。上述南越王赵佗上献汉文帝“翠鸟千”，“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即属此类。杨孚《交州异物志》皆载岭南交州有孔雀、翠鸟之属，“翠鸟，似燕，翡赤而翠青，其羽可以为饰”，而“孔雀人指其尾则舞”。翠鸟和孔雀产于岭南等地，《广志》曰：“翡色赤，（翠色）绀，皆出交趾兴古县”；《交州志》曰：“翡翠出九真，头黑，腹下赤，青缥色，似鹧鸪。”岭南进贡翠羽，一般用于装饰，武帝子燕剌王刘旦反叛，“郎中侍从者著貂羽，*金附蝉，皆号侍中”。其后，徐广《车服注》曰：“天子辂金根车，翠羽盖，皇后首饰步摇，八雀九华，加翡翠。”实际上从魏文帝时起，翡翠和孔雀已成为皇帝、皇后的装饰之物。孔雀除产西南滇池、海外条支外，“交趾西于县，多孔雀，在山草中。郡内及朱崖有之”。南朝宋沈怀远地《南越志》曰：“义宁县杜山多孔雀”，而三国时吴万震《岭南异物志》曰：“交趾郡人多养孔雀，或遗人以充口腹，或杀之以为脯腊。”或养雏鸟引诱野孔雀，“采其金翠毛，装为扇拂，或全株，生截其尾，以为方物”。不过，汉代桓宽《盐铁论·崇礼》已有“南越以孔雀珥门户”的记载。南越交趾一带多孔雀可见一斑。除以上珍禽外，南越王献给汉高祖“白鹇、黑鹇各一隻”，白鹇等也作为岭南的名物而上贡。
3、犀象等奇兽。汉初赵佗向汉文帝进献的礼物即有“犀角十”。元狩二年（前年），“南越献驯象、能言鸟”。上林苑中即有“穷奇象犀”。元康四年（前62年），嘉谷稷、神爵、金芝皆降，“九真献奇兽”。奇兽或指白象，或释为“驹型，麟色，牛角，仁而爱人”。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交州之地，“象之为兽，形体特诡。身倍数牛，目不逾狶。鼻为口役，望头若尾。驯良承教，听言则跪。素牙玉洁，载籍所美。服重致远，行如邱徙”。“犀如象大，色黑，头似豪妇猪，食草木也”。犀、象应为两汉交州之地所产，“九真郡（都）庞县多象，生山中，郡内及日南饶之”；“犀出九德县”。如上所述，并有贡献。
4、异香之属。岭南之地自古多异香，有些还是通过贸易从域外的东南亚国家获得。上述提到番禺为果布等辐凑之地，这里的果布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果（荔枝、龙眼等）和葛布的合称，而是称作“果布婆律”（Kapurbarus）的香料，是由产自于东南亚的苏门答腊、马来半岛、加里曼丹岛等地的龙脑树（冰片树）提炼而成，又称“龙脑香”（冰片）。杨孚《交州异物志》也载:“密香，欲取先断其根。经年，外皮烂，中心及节坚黑者，置水中则沉，是谓丁香。次有置水中不沉，与水面平者，曰栈香。其最小粗者，名曰椠香。佛经所谓沉水者也。”东汉建安时，士燮兄弟称雄交州，出日皆“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燮每遣使诣权，致杂香细葛，辄以千数，明珠、大贝、流离、翡翠、瑇瑁、犀、象之珍，奇物异果，蕉、邪、龙眼之属”，至东吴*武五年（年）的四十多年，“无岁不至”。交州产丁香、栈香、椠香等各种杂香无疑。三国吴万震《南州异物志》载:“沉木香出日南。”这些异香之属一般都经合浦而运到岭北。
5、美木之属。上述赵佗进献文帝，“桂蠧一器”，应属此类。武帝作昆明池,昆明池中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殿柱，风来自香”；建章宫太液池云舟也“以紫桂为柁枻”。而“破南越起扶荔宫，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这些美木奇草有“菖蒲百本，山薑，十本，甘蕉十二本，留求子十本，桂百本，蜜香、指甲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甘橘皆百余本”。虽大都难以成活，但“荔枝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连年犹移植不息”。《南方草木状》卷中载:“交趾有蜜香树，其树高五六尺，枝条柔软，叶如嫩榆。”岭南异木除部分用作建筑外，相当一部分移植于扶荔宫（故址在今陕西韩城芝川镇境），用于观赏。
6、异果之属。与美木同样，“其实则岁贡焉，邮传者疲毙于道”，东汉安帝时，“交趾郡守唐羌极陈其弊，遂罢其贡”。《汉书·地理志》载南海郡有圃羞官，交趾郡亦有羞官。两郡应是岭南异果贡献的主产地。杨孚《异物志》亦云:“交趾有橘官，长一人，秩三百石，主岁贡御橘。”而“交趾七郡献生龙眼等”。这些亚热带珍奇异果在将近二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岁贡不绝于朝廷。甚至直至东汉末，士燮仍进献“蕉、邪、龙眼之属”于孙权。三国吴薛莹《荆扬已南异物志》云：荔枝树，“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梅李，“高凉,建安皆有之”；龙眼，“苍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献之”；橄榄，“始兴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献之”；榴，“交趾献之”等。
7、其他地方贡物。除以上所列之外南越国赵佗还“献鲛鱼，荔枝。高祖报以葡桃锦四匹”。至于“武帝末，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这次进献竟使“蛮不堪役，遂攻郡杀幸”，仅是一时之举。
大量的岭南和域外贡品经过南岭北上运到都城，为皇帝和嫔妃、达官贵戚日常享用。《汉书·西域传》赞中说：“（汉武之世，开西南，建珠崖七郡，通大宛），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蒲梢、龙文、鱼目、汗血之马充于*门，巨象、师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异物，四面而至。”《西京杂记》卷1、卷2都记载，天子所用笔匣“厕以玉璧、翠羽”，玉几“以象牙为火笼”；身*国献的饿连环羁，“皆以白玉作之，马瑙石为勒，白光琉璃为鞍”。上述飞燕妹居昭阳殿，为其姊送的礼单中，琥珀枕、龟文枕、珊瑚玦、马瑙彄、孔雀扇、翠羽扇、琉璃屏风、椰叶席、青木香、沈木香、香螺巵（原注：出南海，一名丹螺）、九真雄麝香等。同书卷5、卷6记载武帝赐给李夫人象牙制的簟；武帝宠臣韩嫣以玳瑁为床。这些珍奇异宝，大多都源于岭南和海上贸易所得而上贡朝廷。
岭南土特产上贡中央，加强了岭南港口与内地特别是都城的联系，这其中南岭在岭南与内地物品的交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交流的物品不仅包括上层统治者使用和消费的奢侈品，而且还应有民间的日常商品。因为地域差异，一般是北方缺少南方（包括岭南）的海货，南方缺乏北方的高级丝品和其他比较先进的生产、生活工具等。上述赵佗与汉高祖间上贡与回赐的物品即可证明。汉惠帝三年（前年）七月，“南越王赵佗称臣奉贡”。南越国贡物当仍为地方特产，与高祖时一样，惠帝亦应赏赐一定的丝物。而民间客商也有牛马羊牲畜、金铁田器等交换于岭南。吕后时，“有司请禁粤关市铁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岭南与相邻的长沙以及内地的来往。而文帝时，派遣陆贾访问南越，带给赵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这些褚衣应是上等的丝绸。而赵佗也回赠白璧、翠鸟等岭南特产。
今在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御苑出土了观赏和食用两大类的植物数十种，其中可考的就有荔枝、杜英、杨梅、乌榄、柿等，还有材用类（楝树）、芳香类（山鸡椒）、药用类（紫苏），而冬瓜籽是我国现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实例，几万粒甜瓜籽是广东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代甜瓜遗存。记载有紫離鸟、白鳬、野雄鸡等的木简，与南越国多异鸟一致。御苑出土的木简刻有“壶枣一木，第九十四，实九百八十六枚”（简）；“壶枣一木，第百，实三百十五枚”（简）；“高平日（甘）枣一木，第卌三,，实口（四）百廿六枚”（简）。当时南越御苑中栽有不少枣树，而且管理相当严格，不仅都有编号，甚至每株结多少颗果实也一一记录在案，这与位于广州解放北路的南越王墓的中也曾发现较多枣的残骸相一致，证明了番禺当时有种植来自北方的枣树。而且，这里的高平，应是作地名而言的，指战国时期今河南济源市西南、孟州市西北的高平之城，地在*河之滨。来源于北方*河流域的枣树等在岭南落户扎根。
内地越过南岭输往岭南边地的物品主要是缯帛。虽然岭南各地丝织水平有所提高，但水平有限，而包括杂缯在内的大量高级的丝织品还是来自中原。北上的岭南和南海诸国异物与南下的中原杂缯，成为岭南与中原交通线上重要的物品，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
四 南岭交通与南北的技术、文化交流
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但加强了岭南与岭北的经济交流，还使中原先进的技术传到了南岭山地及岭南，部分改变了南岭山地以及岭南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落后面貌。天堑变通途，北人南下，使岭南与先进地区的差距缩小，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秦、南越国和两汉时期，大量的中原人南下，输入了数量不少的铁器和农具。在岭南大量墓葬中出土有关南越国的铁器就有余件，包括锄、臿、铲、镰、镢、斧、凿、锤、锛、削、刀等与农业有关的铁器。广西贵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记田器的木牍。一件自题为《东阳田器志》（东阳一说为秦代东阳县，治今江苏盱眙县境；一说泛指太行山以东平原），田器从岭南以外输入。另一件木牍记载了从数十到百余件不等的锄等农具，数字虽然不是实数，但反映了南越国从中原输入农具的量是很大的。
除农具外，岭南还从相邻的长沙国引进玻璃的制作技术。在广东、广西南越国墓葬中，出土了平板玻璃、玻璃珠、玻璃璧等。其中南越国墓葬出土的玻璃璧，在器型、成分上和长沙、衡阳等地出土的相同，有可能从长沙输入的。“但平板玻璃、小串珠和玻璃耳珰等则为长沙内地及中原内地所未见。由此，我们初步认为，南越国的玻璃制造业应是在原楚地（主要是长沙）的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而玉器的一些原材料，也可能是从岭南以外的地区运送而来。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青白玉角杯、玉璧、玉带钩、玉佩等精美的玉器，有些原料可能就地取自岭南，“从器型与石质分析，应有一批玉料从岭南以外所获”。
从秦时*队的南下到汉武帝平定南越时五路大*的进入，以及朝代易替时的民众的南移，这些南来的*队和民众带来了部分货币、粮食和器物，对岭南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南越王墓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多数由南越王工官在岭南本地铸造。“有一部分楚式器、汉式器，则可能是汉廷赐与或从内地购置的”。广西罗泊湾1号墓出土的两件汉式的铜鼎上，一个刻有“S”字，一个刻有“析”字，与南越当地鼎的风格不一样，两字当为铜鼎铸造地。S在今陕西武功境内，析在今河南内乡县境内，应是从中原输入南越的铜器。而同一墓室出土的记录陪葬品的《从器志》木椟上，有“中土瓿卅”、“中土食物五笥”，显然说明中原的食物与陶器一起输往南越。
南岭交通的开辟，不但使中原先进的技术传到了南岭山地及岭南，还使南岭以及岭南的文化风气为之一变。上述所言东汉建武初卫飒凿修桂阳郡内山道，“役省劳息”，“流民稍还，渐成聚邑”。时桂阳之地，“不知视则”，飒“修庠序之教，设婚礼之礼。朞年间，邦俗从化”。卫飒因地制宜，“理恤民事”，施*十年，*通人和。接替卫飒的茨充，在桂阳“亦善其*，教民种植桑柘麻紵之属，劝令养蚕织屦，民得利益焉”。和帝时，许荆为桂阳太守，“荆为设丧纪婚姻制度，使知礼禁”。礼仪制度推行十二年。顺帝时，桂阳太守栾巴，“为吏人定婚姻丧纪之礼，兴立学（校），以奖进之”，“*事明察，视事七年”。桓帝时桂阳太守刘梁，“班序以正，以仁为首”，推行风化。上述汉灵帝时凿泷周憬，“廼宣鲁卫之*，（敷）二南之泽，*以德绥，化犹风腾，抚集烝细，振发（一作口绥）有方，进则贞直，退则错枉，崇举济济，吉士充朝，招贤训蒙，开诱六蔽”。为周憬立碑的曲江（一作红）县长区祉，“遵承典（宪），宣扬德训”，造福一方。另一名初平中担任曲江长的熊乔，“雍容莅事，听览如流”，“海隅怀化，爵廩英俊，序以礼范。郎吏、督邮阴邪屏迹”。贤官治理，地方安定。经过桂阳历代官员屡次劝化，南岭桂阳一带风气有所变化。
桂阳郡东的豫章，“郡土多山川*怪，小人常破赀产以祈祷”。栾巴任太守，“乃悉毁坏房祀，剪理奸巫，于是妖异自消”。桂阳郡西的零陵郡，经过名宦召信臣、周嘉、沈丰、陈球、杨璇等治理，风气较桂阳略胜一筹。周嘉任零陵太守“视事七年，卒，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沈丰“为零陵太守，为*慎刑重杀，爱民养化”。零陵郡南的苍梧郡，太守亦多教化民众。和帝时，苍梧太守喻猛，“以清白为治，郡人颂之”。永建中，陈临为苍梧太守，“推诚而理”，惠及死囚，郡人歌之。苍梧太守陈稚升，“治尚清静，民（咸）化之，囹圄恒空”，“民醇讼简，与之相安也”。
正是历任南岭地区官员的提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文化的发展，使“风俗脆薄，不识学义”的南岭地区文化稍有改观。南岭地区成为中原文化向岭南传播的必经之地和中继站，许多学者儒生多在此著述授业。苍梧郡广信人陈钦，“习《左氏春秋》，事黎阳贾护，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其子陈元，“少传父业，为之训诂，锐精覃思”，“元以才高著名”，“建武初，元与桓谭、杜林、郑兴俱为学者所宗”。东汉末，苍梧广信人士燮少游学京师，拜师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后“耽玩《春秋》，为之注解”，名贯学林。三位经学大师的成就，对传播汉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零陵湘乡人蒋琬、泉陵人刘敏“俱知名”，蒋琬后成为蜀汉*权的重要文臣。苍梧、零陵成为南岭地区人才相对集中之地，这与秦汉南岭山地以西部的交通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南岭山地也成为中原文化传播到岭南的中继站。据统计,《后汉书》所载士人，藉贯在桂阳3人，苍梧3人；私家教授生徒：桂阳1人，苍梧1人，南海郡1人；著作：零陵集部1种，桂阳子部1种，苍梧郡经部2种、集部1种，南海郡史部3种。岭南学术人才的形成、文化的推广与南岭交通有着重要的关系。
总之，秦汉时期南岭交通多条水陆道路的开辟和整治，沟通了岭南甚至域外与内地的联系，为维护大一统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起到了桥梁作用，也为维护岭南边疆的安定起到了保障作用。其交通在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促使南岭南北的商品往来，“中国商贾者多取富焉”，而且使“南海诸国”商品流通到北方。南岭交通当然也促进了岭南手工工具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大推动了岭南社会的进步。同时,北方先进的文化随着官员在地方上的推行*令，社会风气渐趋改变，岭南文化发达的苍梧等也出现了经文学家。秦汉南岭交通的开辟与发展，奠定了其后各代岭南与北方交通的基础,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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