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圭在中国礼制话语建构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始于何时，又是如何参与礼制话语建构的呢？考古发现的实物、图像与文献记载遥相呼应，提供了解答的可能。本文以出土玉圭实物、文字构型、图像与文献记载间性互证，以禹赐玄圭、赤乌衔圭等“圭命”神话叙事与执圭以告等礼仪叙事为重点，从年前的凌家滩古国手执斧钺、石戈与元龟衔符（八圭纹玉版）一直到明清君臣所执玉圭与笏，呈现了玉圭形制的源与流，梳理了历代统治阶层极为重视这一礼器的来龙去脉和礼制话语建构背后的王权神授信仰，重现中国文化独有的圣物所讲述的中国礼制文明故事。
中国礼制文明是由礼器（物化符号）、礼义（观念）和礼仪（行为）构成的三位一体的话语体系。作为最重要的、延续时间最长的礼器之一，玉圭是何时又是怎样参与到礼制话语建构的呢？考古发现的玉圭实物、文字构型和文献记载的礼仪叙事、神话叙事、图像叙事等遥相呼应、间性互证有望作出回答。
一
贽瑞以镇之：礼仪叙事中的赐/命-执/告
（一）班瑞/赐圭-堇圭——神授与君命的礼仪叙事
在传世的经典文献叙事中，玉圭之用多见于权力命赐和交接更替之时，尧舜禹、夏桀商汤、商纣周文、西周康成等权力更替的核心礼器符号莫不或隐或显地与玉圭相关。如《尚书·尧典》：“舜让于德弗嗣（辞），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1]辑瑞-班瑞是帝舜即位大典中仅次于祭告神灵祖先的重要仪节。辑与班特指天子收归并重授瑞贽（玉质凭信）给诸侯或地方长官，以示臣权君命，重定君臣契约关系。此“瑞”指涉何种玉器，文献无解，解经者多据后出文献《周礼》、《白虎通》等或解释为圭璧璋琮璜五种玉器，或解释为公侯伯子男所执圭、璧，或解释为五圭。[2]经笔者考证，璧琮圭璋琥璜六器和圭璧六瑞体系实乃《周礼》作者对用玉传统的杂糅与重组，具体到有文献和考古实物可徵的西周，瑞圭传统是更早的也是延续时间更长的传统。[3]从相当于尧舜时代的出土实物来看，最有可能的也是包括斧钺在内的广义瑞圭，直接证据就是距今年前后的襄汾陶寺遗址80余座大中型墓葬出土99件玉石钺（在所有出土器物中占据绝对优势），并出现了脱胎于斧钺的雏形玉圭（早期）和标准尖首圭（中期）。[4]虽然无法确认其等级序列，也不能坐实就是尧舜时代的圭，但距今年前已经出现流行于秦汉并延续到明清的玉圭却是不争的事实。间接的证据链则是书写典籍中反复述说的王权神授和臣权君授祥瑞神话总是以瑞圭为最核心的象征物。
《尚书·禹贡》载四海会同“禹赐玄圭，告厥成功”，而《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则无疑重演了舜辑瑞-班瑞的礼仪。玉圭作为天子瑞信的象征，也鲜明地呈现在《尚书·顾命》成康权位交接大典上：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隮。……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隮。太史秉书，由宾阶隮，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5]
成王新逝，康王登基，顾命大臣太保代为册命，把成王遗命传给康王，介圭和同瑁是成王遗命传位康王的瑞信，也是康王即位后执以朝诸侯的瑞器。
至高王权更替之时的瑞圭信符，在《诗》、《礼》和铜器铭文等文献中，又以臣权君命和臣执以觐的形式出现，如《诗·大雅·嵩高》“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诗·大雅·韩奕》“韩侯受命，王亲命之。……以其介圭，以觐于王”[6]、侯氏“乃朝以瑞玉有缫。……入门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摈者谒。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7]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中屡见的周王册赐有功之臣以圭/璋、臣子受命后反入堇圭/璋的礼仪，与墓葬遗存和《诗》、《礼》所载形成呼应关系：“王乎宰利易師遽圭一章四，師遽拜??首。”（《師遽方彝》）“王蔑敔??，事尹氏受釐敔圭章。……敔敢對揚天子休。”（《敔簋》）“王曰：父歆，……赐汝秬鬯一卣，裸圭瓒宝，朱市，悤*，玉环，玉瑹，……易汝兹关，用岁于*。”（《毛公鼎》）“旦，王各周廟，即立。……王乎尹氏冊令逨。……王曰：“逨，易（赐）女（汝）秬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驹车，……敬夙夕，勿废朕令（命）。”逑拜稽首，受册，佩以出，反入堇圭。（《四十三年逨鼎辛》）[8]可见，至少在西周中晚期，臣有功而受王册赐圭璋环瑹等玉器和车马服饰等，和赐命礼之后的臣下以圭璋等瑞玉返纳觐见已然形成一定的礼仪制度。两周墓葬遗存中圭璋多位于墓主胸腹部或手边等位置，以及盟誓遗址中的圭命载书、祭祀遗址中玉圭等实物证据亦遥相呼应，说明西周朝觐聘赐礼仪中的瑞圭传统。
（二）执圭以告——贽见君王与神灵祖先的礼仪叙事
作为帝王命/赐圭的反向运动，执圭觐告也是权威和礼制话语建构的重要礼仪符号。诸侯朝觐天子时所执之圭，源于天子分封或册命时授予的凭信，故又有“命圭”之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觐执焉，居则守之。”[9]朝觐会同时“圭以质信”，执之以“合符信”：“合符信者，谓天子执瑁以朝，诸侯执圭以觐天子，瑁之为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也。故《觐礼》曰‘侯氏执圭升堂’。《尚书大传》：‘天子执瑁以朝诸侯。’又曰：‘诸侯执所受圭与璧，朝于天子。无过者，复其圭以归其邦；有过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复还其圭；三年圭不复，少绌以爵；六年圭不复，少绌以地；九年圭不复而地毕削。’”[10]可见至少在东周以降的历史记忆和礼仪实践中，圭不仅是“受命”贽觐朝聘的礼器和身份凭信，也是诸侯受封及其称职与否的信物。不同品级的“瑞贽”具有身份徽章性标示功能，“贽就是一种用来自重和被人尊重的身份证”。[11]关于命圭和执圭的意义，《国语·周语》借内史过之口说得十分清楚：
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诸侯春秋受职于王，以临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业，以共其上。犹恐其有坠失也，故为车服旗章以旌之，为贽币瑞节以镇之，为班爵贵贱以列之，为令闻嘉誉以声之。犹有散、迁、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于是乎有蛮、夷之国，有斧钺、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纵其身乎？[12]
贽币瑞节和车服旗章、班爵贵贱、令闻嘉誉并置，成为效尤先王敬事上帝明神、临民恪守职责和防范失职的重要手段，在此，“贽瑞”受之于王命，既是身份证物，彰显、维护君臣、上下等级契约关系重要仪物，也是沟通天人的重要法器。
《尚书·金縢》载周武王有疾不愈，周公“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珪，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珪。’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王翼日乃瘳。”[13]秦骃久病不愈“以介圭吉璧吉纽，以告于华大山。”[14]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H3甲骨版和龟甲卜辞中出现几乎相同的子姓贵族狩猎归来，“爯圭”卜问王（武丁）礼献的仪节[15]。这说明执圭以觐以告的礼仪在殷商早期业已存在。
图1自铭“圭命”与“介圭以告”：
1侯马墨书玉圭，2温县圭命玉圭，3秦骃祷病玉版
人神间的“秉圭以告”，是臣执圭朝觐君的升级搬演。而瑞圭作为身份符信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书思对命”：
将适公所，宿齐戒，居外寝，沐浴，史进象笏，书思对命；……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诎后直，让于天子也，大夫前诎后诎，无所不让也。……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笏毕用也，因饰焉。[16]
珽、荼、笏等皆为命圭的不同形制和等级的表现，其功能则是“凡有指画于君前，用笏，造受命于君前，则书于笏”，即臣之对君，如对神明，故斋戒沐浴，将所思告君者、对君者以及所受君命书于命圭。西周晚期《毛公鼎》和《番生簋》铭文中，作为执掌太史寮的长官毛公和番生皆被册赐“玉环、玉荼”，身居首辅的毛公还增赐“秬鬯一卣、祼圭瓒宝、金车、金鹰等“用岁用征”[17]，则将载记“书思对命”礼仪文献的时代大大提前至西周晚期。
“圭璧以祀”亦是“书思对命”的表现形式，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游吉与驷带用两圭质于河以盟誓，《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王子朝用成周之宝圭沉河以求福佑，[18]周宣王祭天祈雨祝祷“圭璧既卒，宁莫我听”（《诗·云汉》）[19]，孔子劝诫鲁哀公“女（如）毋炁（薆）珪璧币帛于山川”以救大旱（《鲁邦大旱》）[20]，以及《周礼·春官·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两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有瓒，以肆先王，以祼宾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以造赠宾客。”[21]等等。侯马东周盟誓遗址出土的五千余件朱书玉石圭、简、璋等不乏自铭“圭命”的盟书即为直接证据：
圭命：自今以往，敢不歆歆焉中心事其宔，而敢与贼为徒者，丕显晋公大冢，谛亟视女，麻夷非是。（T1坎1:）[22]
人以圭为瑞节，希望借助盟誓仪式和圭上命辞，祈祷先公先王在天之灵审察见证是否忠心事主，否则会受到灭族绝孙的神罚。山东成山头日主祠、烟台阳主庙、礼县鸾亭山等地出土祭祀天地日月的圭璧，秦汉以来的史书礼志所载的诸如《后汉书·明帝纪》“朕以暗陋，奉承大业，亲执圭璧恭祀天地”[23]，《明史·礼一》“玉三等：上帝，苍璧；皇地祇，*琮；太社、太稷，两圭有邸；朝日夕月，圭璧五寸。”[24]《明会典·冠服》天子“玉圭長一尺二寸……皇后冠服用玉谷圭长七寸……皇太子玉圭长九寸五分……亲王圭九寸二分五厘。”[25]“皇太孙，冠于华盖殿。……上曰：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亲王。”（《太宗实录》卷）皇帝大婚“纳吉用玉帛，纳征用谷圭”（《武宗实录》卷15）[26]等等，以及明定陵及各地亲王墓多出形制基本相同而大小纹饰不同的玉圭，和清宫典藏的各种形制玉圭等，毫无异议地表明玉圭在礼制话语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图2：汉至明清玉圭主流形态：尖首
（三）执圭之仪——身体规训与礼制话语建构
凡礼仪必有相应的举行时空和礼制仪节，合宜则为守礼，否则为礼崩乐坏，据《左传》不厌其烦地记载和评论“执玉”仪容来看，礼制话语的建构不仅是信仰观念及其物化符号，还有更为特定时空的身体规训：
（成公）六年春，郑伯如晋，拜成，子游相，授玉于东楹之东。士贞伯曰：郑伯其死乎！自弃也已，视流而行速，不安其位，宜不能久。[27]
为何授玉于东楹之东，就是自弃，不安其位的表现呢？杜预注曰：“礼，受玉两楹之间，郑伯行速，故东过。”原来，按礼，郑伯与晋侯地位相当，其授受玉圭的地方应在两楹中间，偏东则是宾客身份低于主人的受玉地点，因此步速过快而在偏东地方受玉的郑伯就是自卑身份和地位，是非礼的表现。
（定公）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28]
由子贡议论的一席话可知，“执玉”之仪容体态是否合乎礼度是关乎生死存亡的大事。这在“受玉惰”的晋惠公的身上就直接应验了，《左传·僖公十一年》和《国语·周语上》都记载了此事，又以后者为详：
襄王使邵公过及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吕甥、郤芮相晋侯不敬，晋侯执玉卑，拜不稽首。内史过归，以告王曰：“晋不亡，其君必无后。且吕、郤将不免。”王曰：“何故？”对曰：“……夫执玉卑，替其贽也；拜不稽首，诬其王也。替贽无镇，诬王无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晋侯诬王，人亦将诬之；欲替其镇，人亦将替之。……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怀公无胄，秦人杀子金、子公。”[29]
晋侯即位，周天子赐之命圭以为瑞节，晋侯接受赐命时“受玉惰”、“执玉卑”，即执圭不合礼仪，替，废也，就是自废其身份凭证，不敬天重君者亦是不自重者，因此被内史过视为自弃身份的亡国之君。其结局果如预言，短短五年身陨国亡、后继无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深谙册命执圭礼仪的晋文公重耳，且亦应验了内史兴的预言——即位五年就称霸一方。[30]内史过和兴判断、预言晋国之亡与兴的依据就是晋惠公和晋文公“执玉”仪态。那么，标准的执圭礼仪是怎样的呢？《礼记·曲礼》曰：
凡奉者当心，提者当带。执天子之器则上衡，国君则平衡，大夫则绥之，士则提之。凡执主器，执轻如不克。执主器，操币圭璧，则尚左手，行不举足，车轮曳踵。孔颖达疏：衡，平也。人之拱手，正当心平，故谓心为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臣为擎奉，皆高于心，弥敬也。[31]
礼之精义在于示敬，执圭之容亦不例外。玉圭既是天/君命、身份、等级、贵贱等象征的符信，也是彰显礼义即尊卑、敬让的重要手段。故而圭之执法依据身份地位不仅有上衡、平衡、绥（稍下）、提的区别，而且对执圭者体态、面容、神态、步法、走姿都有严格讲究。
图3明代执圭仪容：
1山西永乐宫三清殿《朝元图》西王母执圭图，2山西稷益庙皇帝执圭祭天壁画,3明臣王阳明执圭图
综上，玉圭作为一种形而下的物质符号，担负的是形而上之道和礼制意义，君班瑞或册赐命圭于臣，臣贽瑞圭朝觐君以述职，君臣是相对的有高低层级的关系，天赐是最神圣的，王册赐诸侯是天赐模式的复制和模仿。“赐”与“反”、“辑”与“班”、“执朝”与“复还”异曲同工，反映的都是天帝与人王、天子与臣下、中央与地方权力获得与分配的双向运动和玉瑞所具有的神圣合法性。并且通过对执圭者身体仪态仪容的规训来体现其礼制意义，从而参与权力授受合法性和礼制话语建构过程，并最终成为权力合法性和礼制话语的显圣物。
二
天降瑞令：禹赐玄圭、赤乌衔圭与河图洛书神话叙事
玉圭为何可以成为君臣质信和身份标示的象征物呢？除了玉圭自身材质的珍贵性和财物属性外，关键在其王权神授的礼制意义。在历代典籍里，不断追述、演绎着的“禹赐玄圭”、“赤乌衔圭”等“圭命”神话才是其象征意义的源头活水：
《尚书·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史记·夏本纪》照录《禹贡》而作“於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史记·秦本纪》载“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赐玄圭。禹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汉代纬书如《尚书璇机钤》甚至有帝赐玄圭命辞：“禹开龙门，导积石，出玄珪，上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赐佩。”双行注：“禹功既成，天出玄珪以赐之。古者以德佩，禹有治水功，故天佩以玄玉。”江声《音疏》集注云：于是上帝赐禹玄圭。[32]
《墨子·非攻下》：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逮至乎商王纣，天不序其德，祀用失时，……赤鸟衔珪，降周之岐社，曰：“天命周文王，伐殷有国。”泰颠来宾，河出绿图，地出乘*。……王既已克殷……而天下莫不宾。[33]
《吕氏春秋·有始》：凡帝王者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34]
《汉书·王莽传上》：此皆上世之所鲜，禹稷之所难，而公包其终始，一以贯之，可谓备矣！是以三年之间，化行如神，嘉瑞叠累，岂非陛下知人之效，得贤之致哉！故非独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虚矣。是以伯禹锡玄圭，周公受郊祀，盖以达天之使，不敢擅天之功也。揆公德行，为天下纪；观公功勋，为万世基。[35]
《今本竹书纪年》：（帝尧）八十六年，司空入觐，贽用玄圭。……禹治水既毕，天赐玄珪，以告成功。……乃受舜禅，即天子之位。洛出龟书，是为《洪范》。……汤乃东至于洛，观帝尧之坛，沉璧退立，黑鸟随之止于坛，化为黑玉，又有黑龟，并赤文成字，言夏桀无道，成汤遂当代之。……（商纣）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有赤乌集于周社。……孟春六旬，五纬聚房。后有凤凰衔书，游文王之都。书又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灵祇远离，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36]
可见，在改朝换代、王权更替之时，玉圭往往是天降瑞令的核心礼器。汉武梁祠堂石刻《祚瑞图》有尖首蒲纹圭，榜题曰：“玄圭，水泉流通，四海会同则出”，则表明在汉代人的历史记忆和信仰世界里，玉圭不单是诸多嘉瑞之一，而是有德有功者才能获致的天命瑞器。有意思的现象是《禹贡》“禹赐玄圭”在不断被后世引徵和注解时，赐圭者从人间帝王逐渐升格为天帝，直接将“圭命”神圣化。天赐玄圭从告厥成功到舜让禹位的天之瑞令，又赋予玉圭以王权神授瑞符兼具圣德和天命转移的显圣物意义。这在“赤乌衔圭降于周社”的神话叙事中已然融为一体，赤鸟衔珪、与赤爵、赤乌衔丹书参互，直接将天命与瑞圭等同为一，而且和更为悠久的天命——《河图》、《洛书》相关联，构成一个相互印证的天降瑞令链。据《太平御览》所引桓谭《新论》曰：“有凤凰衔书于郊。文王曰：‘殷帝无道，虐乱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复久。’乃作《凤凰之歌》曰：‘翼翼翔翔，（彼）鸾皇兮。衔书来游，以命昌兮。瞻天案图，殷将亡兮。苍苍皓天，始有萌兮。五神连精，合谋房兮。’”[37]天命降临，往往借助星象呈现，而四海会同玄珪出，赤乌衔圭以赋周命，也是借助天象出现，其共同的天象就是“五星聚房”。
据天文学者研究，商汤革夏桀之命的“玄宫”天命、商汤革夏桀之命的“镳宫”天命、周革殷周的“赤乌衔圭于周社”等，其实是对分别发生于公元前年、公元前和公元前年的五星聚房的天象事件的观测与记录，而被用作天命转移和革命合法性的宣传。星象刻在玉版上，就是凤圭河图的来历。[38]
无论是天文星象的神异其事的*治宣传，还是传自远古的神圣叙事，天命瑞令的能量是巨大的。正如沈约在《宋书·符瑞志》中所言“符瑞之义大矣”：
夫体睿穷几，含灵独秀，谓之圣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万物，使动植之类，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欢若亲戚，芬若椒兰，故为旗章舆服以崇之，玉玺*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于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则万物之为役者也。……夫龙飞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应。《易》曰：“河出《图》，洛出《书》，而圣人则之。[39]
祥瑞和灾异是天命转移和*治兴衰的晴雨表，最常见受命之符是河图、洛书和玉圭，《尚书璇玑钤》：“河图，命纪也，图天地帝王终始存亡之期，录代之矩。”天赐河图洛书也就成了两代君主禅让或大位易主的天命所在。而这样一种文化传统，在《宋书·符瑞志》中直上溯源到人皇始祖伏羲：
燧人氏没，宓牺代之，受《龙图》，画八卦，所谓河出《图》者也。……*帝轩辕氏战蚩尤，圣德光被，群瑞毕臻。……《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尧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将以天下禅之。乃洁斋修坛场于河、洛，择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游焉，盖五星之精也。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姚。”[40]
历史上是否真有《河图》、《洛书》，难以判断，然而这一套神话叙事却影响甚大。而现代考古发现提示的证据表明，天赐玄珪、赤乌衔圭与河图、洛书并非纸上谈兵。瑞鸟为帝史，瑞圭为丹书，凤鸟衔圭即天所赐命，西周中晚期铜器、玉器凤鸟纹饰，扶风强家一号墓出土一件双鸟廾戈、曲沃晋侯墓地M63玉凤戴戈（圭），极有可能就是赤鸟衔珪天降祥瑞符号化的物象表达，对周革商命统御四海的天命神话历史的不断重述。而考古出土实物与图像证据甚至将赤乌衔圭、玄龟衔符或河图洛书推向前的龙山时代和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古国。龙山时代的玉圭上普遍阴线雕刻着奋翼翱翔之鹰（图5），而凌家滩的顶级大墓里出土了物象化的河图洛书——玉龟所衔之玉版中心小圆内琢八角星纹外刻八圭纹以接外大圆，大圆又以四圭接四方。而八角形纹同时也出现在98M29出土的奋翼玉鹰身上。[41]（图6）
图4西周“赤乌衔圭”神话的物化表征：
1.扶风强家M1出土，2-5凤纹圭形器饰（2.茹家庄M1甲：，3.刘台子采集，4晋侯墓地M31：,5虢国墓地M:）
图5龙山时代鹰纹玉圭（1.侯马晋国祭祀遗址K出土，2台北故宫博物院藏，3天津艺术博物馆藏，4山东日照两城镇采集）
图6凌家滩遗址遗物1.87M4元龟衔符，2.07M23玉龟含签，3.98M29八角星纹玉鹰
可见，命圭是自天而降的瑞信和王权神授的凭证，在圣王与易姓更代、肇国启元相关联，担负着沟通天人的信符重任，等而下之的移植和复制，也就成为君臣质信和身份标示的象征物。考古发现提供的物证不仅将圭命神话和执圭礼仪落实到夏、商、周三代，而且可追溯至龙山文化甚至更远的凌家滩文化。而《礼记·玉藻》所载玉瑹与“书思对命”的朝仪，在周初和夏商天赐玄圭神话中，实际上是以“天赐人告”的双向方式存在。从而赋予世俗王朝礼制文明中“执圭”礼仪以神圣性和权威性。
三
玉圭形制源流：文、物与象
书写文献中，玉圭是种类、功能最多的一种，约略有大圭、介圭、镇圭、桓圭、信圭、躬圭、珍圭、琬圭、琰圭、土圭、祼圭、穀圭、瑑圭、圭以及组合性的两圭有邸、四圭有邸、圭璧等近二十种描述性类名，广泛用于朝觐宗遇会同、聘问、祭祀、徵守、恤凶荒、治德结好等各种礼仪中。由于种类繁多、形制不详难以与考古实物对号入座而常被视为儒生臆造。不过，考古出土文献、实物及图像为辨析其基本形制带来契机。
图7商代斧钺圭戈之形线描图，1.天圭斧，2-6妇好墓出土玉圭、戈
图8陶寺墓葬出土早中期玉圭（-年前后）：1.M：2早期，头骨右侧，脱胎于斧钺之形尤为显著；M：3中期，胸腹之间，迄今最早的标准尖首圭；3.M平置墓圹右下角，与戈同形
图9凌家滩98M29（前后）出土迄今所见最早的石戈1和圭形器2、玉钺3和07M23手执石斧4
杨宽认为贽见礼起源于氏族社会末期交际礼节，其所以会很特殊地手执玉帛禽兽，就是起源于原始人手执石利器的习惯和互相赠送猎得禽兽的风俗。手执利器如石斧逐渐转变为身份和权威的象征。并推测商周贵族手执的璧源于环状石斧，取义于其砍辟之用即“辟”；执圭起源于有孔石斧，取义于其割杀之用即“刲”。[46]这一推测是很有道理的。但又不仅仅如此。
“刲”实由表示洁净神器之“圭”和锋利之“刂”会意而成，融汇着洁净坚韧之材质、割剖牺牲和刻画书写等意义，是巫史文化大传统中用于沟通天人的神圣法器和技艺。[47]郑玄注《仪礼·士虞礼》“圭为而哀荐之飨”言“圭，絜也。”《易·益》“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即有其忠信明达之义。《白虎通·瑞执》“以圭为信，而见万物之始莫不自洁。”注曰：圭旧作洁。[48]“刲”、“卦”与“圭”形音义相系一目了然，而“圭”是“刲”“卦”遥远祖型，其深层要义即在“圭”本身即是洁净坚韧之象征。汉儒推演的“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立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汉书·五行志》）等等，莫不与书写的神圣魔力及其交通神明、历史记忆功能密切相关。
参照牛河梁、凌家滩、反山等大型祭坛、墓葬遗存布局与天文地理的暗相对应，唯玉为尊，伴葬卜龟圭画和各种工具，而凌家滩87M4出土玉龟衔玉版、07M23出土玉圭含签等，被视为玄龟衔符之瑞和河图洛书的最早实物。[49]这无疑是8千年玉石神话信仰和巫史传统共同形塑的文化大传统。
结论
综上，玉圭祖型源于手执斧钺，分流为长方体平首/圜和尖首两种基本形制，前者以介圭、珽、笏的形式留存以“书思对命”，后者可能直接取象于由手斧演变而来的石戈石矛，甚至被今人命名为“玉戈”的，极有可能就是古人所说之“玉圭”。从商周秦汉至明代帝王墓葬及祭祀遗存主要出土尖首形玉圭，可知平首圭和尖首圭在历史传承中的功能分流。
前的凌家滩古国石戈与手执斧钺、圭纹玉版、元龟衔符（圭）并存，而且玉版上的八角星纹八圭纹与巫王腰间所系的玉龟玉签之形、八角形纹玉鹰以及龙山时代鹰纹玉圭等相互呼应，表明圭命与河图、洛书、凤使等的象征性认同的悠久历史。新石器中晚期以来的大墓往往以随葬制作精良的玉石斧钺、圭璋等象征权威的重器，与文字书写时代“王”-“士”、“璧”-“圭”等文字构型皆取象于斧钺戈矛等礼器，形成文、物与象的呼应和认同。因此，无论是从文字构型、物象源流还是神话、礼仪叙事，玉圭总是与天人沟通、王权神授、臣权君授、礼制话语建构密切关联在一起，王颁命圭是天赐瑞圭的复制与搬演，臣执圭朝觐聘问是天子秉圭以告天神祖先的复制与搬演，丧葬仪式中墓主执圭佩圭、饰棺翣首戴圭载之于车等则一方面是生前身份威仪的复制，另一方面又寄予着往仙界的神圣凭证和除慝易行的法器。
本文原载于《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年第4期
注释
1)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2)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前引书，第-页。
3)唐启翠：《出土玉器再证周礼成书于汉初》，《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年第5期：97-。
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编：《襄汾陶寺：-年考古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5)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前引书，第页。
6)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年，第，页。
7)杨天宇《仪礼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第页。
8)上引逐条金文来自汉达文库·金文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