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对外交通贸易港口，宋元时期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的世界性大港，被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重要起点站之一。历史上曾经有无数的泉州商民从这里出发，把国内的各种物产贩运到世界各地，并向那里的人们展示中华民族优秀的文明。同时也有无数来自阿拉伯、波斯、印度、东南亚、日本乃至非洲和欧洲的商民，潮水般地涌入泉州，带来他们的物产，也带来异国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他们和泉州的百姓和睦相处，相互交融。商业利益的纽带把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与泉州港的命运紧紧地连结在一起，以至于使泉州港在中世纪得以闻名海内，得以扬誉世界。
泉州港的形成，首先得益于大自然的恩赐。泉州背靠着连绵不断的戴云山脉。培育了泉州历史的浩浩晋江，由分别发源于永春和安溪的东、西溪在南安汇合而成，从泉州古城西南穿流而过，注入大海。东面是台湾海峡，大陆海岸蜿蜒曲折，属基岩海岸，有着许多海湾，是船舶停靠的天然良港。泉州港属集群海港，总称为三湾十二港，即包括泉州湾的法石港、后渚港、洛阳港、蚶江港，深沪湾的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围头湾的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安海港。
泉州港发展的历史，与泉州的社会历史发展同步，它是泉州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泉州历史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宋代以前的泉州港
泉州由海路与外界交通，据推测可能始于秦汉时期，甚至更早，但由于缺乏准确可靠的史料证明，不能就此断言。真正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关于南朝时天竺僧侣拘那罗陀(真谛)来华游历和译经的事情。拘那罗陀是天竺优禅尼国佛教僧侣，萧梁中大同元年(年)经扶南(今柬普寨)到达南海(今广州)，后抵建康(今南京)。陈武帝永定二年(年)到晋安(今福州)，天嘉二年(年)“又汛小舶，至梁安郡，再装大舶，欲返西国”，三年(年)“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这里提到的梁安究竟是什么地方，学术界有不同意见。南朝梁有三梁安郡，一在河南，一在湖北，肯定不是上述之“梁安”。从文字上看，真谛返国，从晋安出发，先到梁安，后到广州，梁安必定是在晋安与广州之间的一港口。有人认为“梁安”系“南安”之误。有人认为梁确实在现泉州地界设立梁安郡，后来陈改梁安为南安。南安建置沿革至今，就是泉州。这种说法在泉州地方志书中得到印证。乾隆版《泉州府志》载北宋端拱间(～年)曾会撰写的《重修延福寺碑铭》中说:“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年)经大海来中国，涂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至今，后学赖也。”这里所说“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有误，真谛来华是中大同元年真谛所译《金刚般若汉罗密经》的《后记》中也说他“经游闽越，暂息梁安，太守王方赊乃勤正心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建造寺，就是前面提到的延福寺，西晋太康九年(年)建于南安丰州九日山西二里，是泉州最古老的佛教寺院，唐朝大历三年(年)移至九日山南麓，武宗会昌毁佛时被废，宣宗大中五年(年)重建并赐名建造寺，宋朝初年复称延福寺。《后记》和《碑铭》都说明真谛所到之梁安，确实就是今日之泉州。他来泉州换乘大船说明泉州在南朝时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与外界交通的港口了。
延福寺
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发，到唐朝初年发生与突厥的战争，西亚的阿拉伯与波斯的战争，使西汉以来形成的东西方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受阻，最后中断。南方相对比较稳定，经济逐渐发展，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呈现出经济重心南移步伐加快的趋势，泉州大概是在这前后开始崭露头角。就在同一时期，大食帝国自阿拔斯王朝迁都巴格达后，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加强与印度洋乃至东亚地区国家的商业交往。原先已经形成的东亚航运贸易圈和印度洋航运贸易圈被串联沟通起来，出现由海路进行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条航线经东南亚进入南中国海后，可以直接到广州，或者继续北上，经台湾海峡至长江中下游以及北部中国、朝鲜、日本等地。地处台湾海峡西岸的泉州，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在唐代中后期迅速发展成为中国南方的重要港口。唐天宝间(～年)包何写的《送泉州李使君之任》诗中有“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之句，就反映了当时各地商人云集泉州的情景。为了促进和扩大海外贸易，唐文宗八年(年)下过一道保护外商的诏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入进奉外，任其来往流动，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文中所说“岭南”是指广州，“福建”是指泉州。唐朝*府实施这种*策，结果必然导致海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至会昌间(-年)诗人薛能的诗中有“船到城添外国人”句，说明泉州港确实是外国商人乐于往来的商埠。9世纪中叶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道程及郡国志》中把泉州与交州、广州、扬州并列为中国四大外贸港口据说，为适应发展的需要，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唐朝后期曾在泉州设“参*事四，掌出使赞”万历版《泉州府志》中有记载唐朝时泉州确有参*事四人，列于市令之前，可能就是管理海外贸易的官吏。
五代时期，王审之割据福建，实行保境安民*策，使东南一隅之地，相对比较安宁，经济因此有所发展。由于战乱，福建与外界的陆路交通几乎断绝，只有依靠海路出入。这一时期福建的海上交通与贸易有进一步的发展，福州北有甘棠港，南有泉州港，承担与外界的交往。这种交往的规模大体上可以从闽国进贡中原朝廷的货物清单中得到反映，比如后梁开平二年(年)王审之向梁王朝进贡“玳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药、奇器、海味，色类良多，价累千万”。王继鹏一次向后晋进贡“真珍二十斤，犀三十株，副牙二十株，香药一万斤”。这些贡物大多是舶来品，说明当时海外贸易的数量很大。在王审邽、王延彬父子任泉州刺史的数十年间，“多发蛮舶，以资公用，惊涛狂飙，无有失坏，郡人借之为利”，王延彬因此被称为“招宝侍郎”。王审之死后，闽国内乱，留从效乘机割据泉州。
留从效对泉州港的发展有特殊的贡献。后晋开运元年(年)，留氏被南唐封为“晋江王”，泉州升格为清源*。此后，留从效对泉州城进行一番大改造，先是“重加版筑，旁植刺桐环绕”。刺桐夏令开花，鲜艳异常，泉州因此又称为“刺桐城”如果说“重加版筑”主要是从*事防御角度来考虑的话，随后进行的扩城工程，则多半是为适应日益发展的海外贸易的需要《清源留氏旅谱·鄂国公传》说:“泉州城市旧狭窄，至是，扩为仁风、通淮等数门。教民间开通衢，构云屋。间有土田不尽垦者，悉令耕种储税。岁丰听买卖，平市价。陶器、铜铁泛于蕃国，取金贝而还，民甚称便”。这次扩建的罗城是原来旧城的七倍，周围达20里，而且是南向扩城，使城区和南郊的港区更加接近，加上城南一线开有通淮、镇南、通津、临漳四个城门，交通也方便多了。泉州城改造的另一项任务是拓展道路和构筑云屋，拓展道路使商货畅通，而“云屋”就是客栈和货栈，正是商业贸易所必需的。
五代时期泉州经济的发展与对外贸易逐步繁荣是密切相关的。经济的发展，主要是手工业的发展能为对外贸易提供的货源，而对外贸易的扩大又反过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财力支持，特别是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市场。现有的材料可以说明五代时期泉州的手工业已经成为港口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首先是陶瓷业，现已发现的唐至五代的古窑址有17处，主要集中在晋江、惠安两县，其中以年在泉州东门外发现的碗窑乡窑址，规模最大。该窑分南北二窑，遗留物堆积达一米多，陈万里教授曾就此写过文章论述，认为是五代时外销瓷的产地之一。韩槐淮先生在《南洋遗留的中国外销陶瓷》一书中说，在印尼博物馆中见到和泉州东门碗窑相同的瓷器。其次是矿冶业，泉州城西龙头山有铁炉庙，相传是留从效鼓铸之地。安溪也因“冶有银铁”而由场升格为县。此外，五代时泉州生产的茶叶、丝绸也是重要的外销商品。这些附加值相对较高的手工业产品加入外销商品的行列，运往各地，除了换回所需的商品外，还有一部分直接换回金银之类的硬通货，使得泉州港在对外贸易中处在出超的有利地位，它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就势在必然了。台湾学者李东华先生说:“就泉州对外交通而言，五代实为关键时刻。”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还有两件事与五代时期泉州港有关。一是70年代初在惠安王潮墓发现波斯孔雀蓝釉瓷瓶残片。这种瓷器是阿拉伯人统治波斯时的萨珊王朝制作的，说明五代时泉州与波斯已有来往。另一件是年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的大庭宋建石塔中，发现一座五代经幢，经幢铭文中有三个官员职衔很是值得研究。一是“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二是“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三是“*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陈匡俊”专家以为，这些职衔与海外交通贸易事务有关，说明*府已经设官管理港口商务。
留从效死时已是宋初，后继者陈洪进纳土归宋，结束了割据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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