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十月底至十一月中旬，大批文博爱好者涌入日本奈良，共赴正仓院宝物年度之约。在此，我们开启了一条通往大唐的时空隧道，去窥视一场让人心动神移的千年繁华，盛世荣光。
同行的小伙伴中有出入日本三十多次的资深看展客，以他的评价为证：此次正仓院展品的规格极高、器物精美无以言表，称得上是史上最强一届，值得一看。
正仓院门票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年）日本圣武天皇驾崩，光明皇后将其生前常用喜爱之物以及大佛开光仪式时的佛具、器物分五批捐赠给奈良东大寺。此后陆续有各种宝物和信徒捐献物收入，衣物、乐器、家具、兵器、佛具等高达多件，从唐朝及亚洲各地引入的多种，琳琅满目数不胜数。
东大寺正仓院
奈良东大寺大殿西北有一座正仓院，是日本最早最大的校仓造建筑（无法脑补校仓法的朋友，可以去上海博物馆转转，一楼青铜馆的展品陈列柜也是依照校仓法特制的）。屋顶四阿，面宽33米，进深9米，四墙以三角形切面木材横叠而成井字形，屋基高高架起，离地面3米高。仓内从左往右依次为北仓、中仓、南仓。
这座敕封库仿佛一座被施了魔法的藏宝库，在漫长岁月里，正仓院的宝物一直秘不示人，直至年始，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秋季宝物展，择其中少许文物，每年轮换着公开展出。
正仓院71回海报
年10月26日-11月14日，“御即位纪念特展”——奈良国立博物馆一年一度传统的“正仓院展”（第71回）如期举行。
展期20天，展品41件（北仓14件、中仓8件、南仓17件，2件圣语藏），其中4件是第一次公开陈列。本次特展有举世无双的金银平文琴，六扇夺人眼球的鸟毛立女屏风，两把拨镂牙尺、玳瑁螺钿箱、镀金鹿纹三足银盘、紫檀金钿柄香炉、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衲御礼履……制作技法多样且为绝技，服饰织物精美绝伦保存如新，均可与彼时唐代服饰作对照而观。
玳瑁螺钿箱外观
玳瑁螺钿箱内部
镀金鹿纹三足银盘
镀金鹿纹三足银盘落款
紫檀金钿柄香炉特写
衲御礼履
此图由看展客赵杨先生摄于正仓院特展现场
金银平文琴国宝北仓26全长.5首宽16.0展宽13.0上回展出年份年
据《国家珍宝帐》记载，金银平文琴是圣武天皇的遗爱，大部分人认为它是一张流传有序的唐代七弦琴。
金银平文古琴款款识
金银平文古琴琴头
金银平文古琴纹饰
琴身上方形区画内，三个道士中有两人在演奏，音乐之声招来鸟蝶，连仙人都驾凤凰而至。散布在方区之外的人物，也有一人弹着琴。这都是置琴膝上而弹的。又残缺的密陀绘盆(盘)上也画有弹琴的童子。有意思的是，此琴的装饰颇有些西域趣味，在界外树下，有两胡装人士。傅芸子先生在《正仓院考古记》中写道：“琴本非胡乐，而带西域趣味，苟非唐人，恐无此大胆。”
“金银平脱”是一种将髹漆与金属镶嵌相结合的工艺技术，是古代中国著名的器物装饰工艺。琴面镶嵌金银薄片纹样，以隐逸高士构图。龙池两侧各作飞龙银文；再下方的凤池部位为鸶凤银文图案；在琴的两端侧面，亦镶嵌有鸾凤麒麟金文与云鸟花蝶银文，金银交辉，璀璨悦目。琴腹内有“司兵韦家造此琴”字样，大部分专家由此推测古琴的制作年代约为唐玄宗开元廿三年（年）。
文献记载“金银平文琴”在唐代极为兴盛。唐玄宗开元二年（）九月，李隆基下旨：“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到了唐肃宗至德二年（），朝廷明确下令：“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中唐以后，装饰华丽的“宝琴”被“素琴”所取代以至消失在历史时空，今天绝少能看到遗物。
红牙拨缕尺
绿牙拨缕尺
红牙拔镂尺北仓13长30.3厘米宽3.0厘米厚1.0厘米上回展出年份年
绿牙拔镂尺北仓14长29.8厘米宽2.5厘米厚0.9厘米上回展出年份年
此图为看展客赵杨先生摄于正仓院特展现场
拔镂是一种失传的唐代牙雕工艺。对象牙表面染上红色、绿色进行雕镂，阴刻的线面部分露出原有的象牙底色，在纹样表面再染上其他色彩。这种牙刻的花纹线条流畅极具动感，烘托出一种鲜艳华贵的艺术特质。
红牙拔镂尺正面
绿牙拔镂尺正面
以红尺为例，呈牙白色，正背两面用单线为栏，正面以双线等分10个寸格，每格为1寸（唐尺合今尺0.3公尺，即每格3厘米）。寸格内用浅浮雕手法拔镂出唐花纹、凤凰、山楂树、花角鹿、飞鸟、野鸭；背面不表示界线，搭配花草纹交替饰以山茱萸、莲花、野鸭、花鹿、鸳鸯。红绿两把牙尺色彩瑰丽、镂刻精细，端庄而又浑厚刚健，反映了唐代高超的牙雕技术。
隋代以北朝旧制统一度衡量。唐承隋制，每尺长约30厘米。盛唐时期的中国是整个亚洲最先进最繁华的国家。彼时的日本，国力羸弱，民众素质低下，宫廷建筑多为草木泥石筑成。孝德天皇继位后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大化改新”（又称大化革新）时期，日本社会从*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皆以唐朝为楷模——全盘唐化，连律法格式都照抄《唐律疏议》中度量衡条目。日人物观所著《度量衡考》中说：“开元钱……唐书明言径八分，以吾邦尺校之，亦八分，故知吾邦尺亦禀唐制也。”
目前所见著录的唐代拔镂牙尺多收藏在正仓院内。据《正仓院の宝物》记载，现藏牙尺共10支，其中北仓六支，拔镂红牙尺、拔镂绿牙尺和白牙尺各二支，另有四支拔镂红牙尺藏于中仓。《本朝度量衡考》记载，旧慧日寺和法隆寺也曾藏有同类尺，可惜今已下落不明。
王国维给马衡信中特别提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的善本书库里收藏着一本装潢考究的日文原版书《东瀛珠光》，书中摹画八支色彩鲜艳，纹饰精美的拔镂牙尺。尺的长度、文饰风格、刻工的技法均与上海博物馆所藏拔镂鸟兽花卉纹象牙尺相似。
鸟毛立女屏风第一至第三面
鸟毛立女屏风第四至第六面
鸟毛立女屏风全6扇上回展出年份第2、4、5、6扇（年）第1、3扇（年）
根据日本《东大寺献物帐》和《国家珍宝帐》上得知此套屏风是当时用来装饰天平王宫的装饰品，原数量并非只有目前所见的六扇。属于屏风边框和连接构件已损，19世纪30年代修复后重新定义六扇屏风的排列顺序。前三扇美女站在树下，后三扇美女坐在树下石上。
“树下美人图”这样的构图来自于波斯文化，从敦煌到河西走廊，传到长安，传到日本。观察现存的屏风可知，其画面、构造形态为典型唐前中期样式，与近几十年来西安京畿一带，*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大量唐墓屏风画也多可对应。唐墓屏风画仅可见画面信息，其具体构造则可从正仓院实物中得见一斑。屏风画上六位引人注目的仕女，额头、眉心、两鬓上贴着翠钿，俱是大唐时期流行妆面。
鸟毛立女屏风第一面特写
这位唐女体态丰腴、双颊施朱、樱嘴点红、浓妆艳抹，恰好对应元稹写的“须臾日射胭脂颊，一朵红苏旋欲融”。
到唐朝为止，古人的居住习惯是席地而坐、席地而卧。用不高的屏风可以把房间功能进行分割。日本平安时期，圣武天皇引进了这种“新式家具”并将之发扬光大。在身边摆设大唐勤*楼前观乐图屏风，应是以唐帝为榜样，以激励自己施行德*。《国家珍宝帐》记录正仓院收藏有一百多叠的屏风（现存40叠），甚至有欧阳询、王羲之真迹书法屏风。
屏风纸本表面留有唐风，冈仓天心在明治二十三年（）所著的《日本美术名》讲义中定为唐朝舶来品。发表于《书陵部纪要第八号》的文件中显示，通过对屏风表面残留羽毛进行荧光反射测定，日本产山鸡羽毛与之反射光谱相同，推定屏风应为日本工匠在本地制作完成。
在奈良国立博物馆全品展出这六扇屏风是二十年来首次。上两次出现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分别是昭和五十六年（）和昭和七十四年（）。
圣武天皇书房陈设复原图
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
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北仓1纵幅上回展出年份年
圣武天皇在东大寺出家时所穿袈裟，列入《国家珍宝帐》之首的御用袈裟之一，圣武天皇遗物。正仓院北仓藏有九件，南仓和中仓共有六件。
图为看展客赵杨先生摄于正仓院特展现场
“织成”是一种在唐代流行的古锦。彼时皇室重视佛教，特别采用仿旧工艺织制袈裟，将布剪裁成小片再缝缀成像树皮一样的大布。袈裟是梵文kas!a^ya的音译，意译作坏色、不正色、赤色、染色。佛徒法衣必须避免用青、*、赤、白、黑五种正色，而用其他杂色。法衣有大中小三件，小件为五条，中为七条，大为九条以上。其织法用单色线为经线，用诸色线为纬线，织后呈杂色斑，犹如树皮，故称此为“织成”和“树皮”。
七条织成树皮袈裟就是用七条细长的布，赤、蓝、*、绿、茶色的平绢裁成不规则的形状缝缀而成，当年由遣唐使带回来进献给圣武天皇。
七条刺纳树皮色袈裟特写
圣武天皇在位期间恰逢唐朝开元盛世，天皇对盛唐种种的推崇膜拜与迷弟追星一般无二。天皇两次派出遣唐使近千人到中国学习，从制度建设到文学工艺进行详尽考察，日本至此进入天平文化盛景。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遣唐使的回归，为圣武天皇带来了彼岸种种的宝物。天平胜宝八年（年），中国的唐玄宗被迫退位，日本的圣武天皇驾崩。几千件天皇御用物悉数捐给东大寺，入藏北仓，其中多件大唐文物都是遣唐使从大唐运回的艺术品。正仓院宝物被视为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中国学者傅芸子：“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博物馆，正仓院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它保存着丰厚的唐朝器物，详尽地展现了唐朝人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对我们中国观众而言，观展见物，梦回大唐。这种体验令人激动！
已有年历史的日本是亚欧大陆最东端的岛国，日出之国。联系东西方文明的丝绸之路上，西来文化从中国喀什（古为龟兹），沿着天山进入中原，一路到达河西走廊，通过朝鲜半岛到达日本，止步太平洋。从隋朝到唐朝中后期，日本朝廷源源不断地把“入唐八大家”、遣唐僧、留学僧和日钞沙金运往中土，搜集文化典籍、生活器物带回本国。他们把唐物分门别类登记造册，连包装盒、买入收据都完整地保存下来。因为日本人的收藏、收纳的嗜好，中国珍贵文物在日本得以保存与庋藏。诚如主办方表示“皇室所守护的无可替代的日本之美，今后也将继续传承下去，请观众欣赏这悠久之美。”
唐物之美影响千年，超载时空与国境。“正仓院唐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文物IP。可惜的是，同面貌同等级的在中国出土的唐代文物，却不为常人道也。细究个中缘由，中日两国对文博展览的策划立意、阐述角度有不同的切入，两个民族对待先人文化的传承有不同的立场，宣传推广的手法各不相同。笔者认为最重要的还是两国民众对中国唐文化东渡日本后产生的“文明遗产归属权”有不同的理解。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有，年1月台北故宫出借《祭侄文稿》给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消息一出，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排山倒海地裹挟了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