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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hjnbcbe - 2021/3/6 1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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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载于《中国文物报》年5月3日5版,作者宗苏琴。

扬州博物馆与内蒙古博物院、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推出“神秘的契丹——辽代文物精华展”,通过“前世今生”“草原帝国”“生命遐思”等三个单元,为观众揭开了大辽帝国的层层面纱。

辽国,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草原帝国,也是草原丝路上的传奇,疆域广阔、实力雄厚,纵横欧亚草原,与北宋、西夏三分对峙、鼎足而立二百余年。契丹虽为马背民族,但他们在秉持文化立场和民族个性的前提下,海纳百川、博众家之长而用之,其葬制的演变便是一例。契丹人初为树葬习俗,后随佛教兴盛而崇尚火葬。建国后,普遍采用筑墓入殓、安*厚葬的土葬形式。葬具独特,民族风格鲜明。尽管辽代的内蒙古地区和汉代的扬州地区,时隔千年、相距千里,但通过对比,我们依然发现辽代葬制与汉代葬制有着些许相似之处。汉朝认为“灵*不灭”,统治者亦以“孝”治天下,崇尚“事死如事生”的厚葬理念。汉灭亡后,魏晋南北朝实行薄葬,而唐承汉制,辽袭唐风,辽国自然崇尚厚葬,与汉相似。

下面分别通过扬州和内蒙古出土文物的对比,为您解读汉、辽葬具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铜缕琉璃衣VS银丝网络

汉·铜缕琉璃衣扬州邗江“妾莫书”西汉墓出土

此件铜缕琉璃衣是玉衣的一种,用琉璃代替玉片,以铜缕联缀而成,既反映了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又反映了汉代扬州超高的琉璃制作水平。玉衣是供皇帝和贵族死后穿的葬服,又称玉柙或玉匣,是用许多四角穿有小孔的玉片并以金丝、银丝或铜丝相连而制成的。分别称为金缕玉衣、银缕玉衣和铜缕玉衣。以玉衣为葬服的主要目的是使尸体得以永久保存,如《汉书·杨王孙传》载,杨王孙认为玉石能使尸体千年不朽。玉衣一般按部位可分为头罩、上身、袖子、手套、裤筒和鞋子6个部分。各部分均由小玉片如金、银、铜丝缕织而成。不同的材料表示死者身份的高下不同。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皇帝使用金缕,诸侯王、列侯、始封贵人、公主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

辽·银丝网络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网络,是契丹一种比较奇特的葬具。此件银丝网络是用直径0.05厘米细银丝编织的特制葬衣。它根据人体的各部位,先分编成头网、臂网、手网、胸背网、腹网、腿网7部分,各部位编织完后,穿套于死者内衣之外,用细银丝将各部位衔接成一整体。银丝网络之外再穿外衣,束腰带,戴面具,套银靴,佩首饰等。这种风俗与契丹人意识中的祖灵崇拜和灵*观念相联系,是契丹人相信“形不散则神不离”的结果。客观地说,网络如同汉代的玉衣一样,是契丹“富贵之家”保存尸体、意欲使其不朽的独特做法而已。

漆温明VS金面具

汉·彩绘漆温明(复制品)长62、宽45、高36.5厘米扬州邗江姚庄汉墓出土

温明,又称“漆面罩”,流行于西汉晚期,作为古代丧葬礼具的一种,其相关记载最早见于《汉书·霍光传》。对于“温明”的解释,东汉人服虔曰:“东园处此器,形如方漆桶,开一面,漆画之,以镜置其中,以悬尸上,大敛并盖之。”对其用途,宋·周密《癸辛杂识》曰:”世大敛后,用镜悬棺,盖以照尸取光明破暗之义。”故“温明”内多嵌置或放置铜镜,即为此意。考古发现的漆面罩与《汉书》所载的“温明”形制完全一致。其基本造型如方漆桶,顶部呈覆斗状,下部为扁方体,前面缺板,盖顶前伸出一叶,能覆及前胸。内多镶嵌铜镜或琉璃璧,外部施以彩绘、漆画,有的局部镂雕,或辅以鎏金铜饰,精工制作。扬州地区是我国出土“漆温明”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迄今已出土20余件,约占全国出土总数的五分之四。整个面罩工艺精细、装饰彩绘复杂,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体现了汉代扬州漆器制作的高水平。“漆温明”作为天的象征物,其上的彩绘龙凤、羽人、瑞兽、珍禽图案都起着引导灵*升天的作用。除了“漆温明”外,汉代“温明”还有玉质和纺织品质的。从考古发现材料看,玉(石)材质的最早,纱(绢)的次之,再次为漆绘木质。其中,以玉质等级最高,在汉代为王侯专用。而“漆温明”出现于西汉晚期,级别较低。

辽·金面具银丝头网长21.7、宽18.8厘米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驸马)墓

面具纯金制成,头网为银丝打造,为丧葬用具,罩于银丝网络之外。面具呈半浮雕状,面部五官根据死者的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陈国公主驸马所戴,驸马都尉萧绍矩,辽仁德皇后之兄,为泰宁*节度使、检校太师,死时年仅35岁。契丹金属面具在不同阶层中都比较流行,因身份等级的不同,分为金银铜铁等质地,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据已出土的面具看,其覆盖面部的深浅不同,大体可以分为三种样式,即扁平浮雕式、半浮雕式和高浮雕式。金属面具的造型大致有三类,即成年男性面具,成年女性面具和儿童面具。

猪形玉握VS双凤纹、龙纹琥珀握手

西汉·猪形玉握高2.8、长11.4、宽2.6厘米年邗江杨寿镇李岗村宝女墩新莽墓出土

玉握为死者手中握着的器物,玉葬器之一。古人认为死时不能空手而去,要握着财富和权力。新石器时代是以兽牙握在手中;商周时期,死者手中多握数枚贝币,因为古人认为贝是财富的象征。到了汉代,则在长条圆柱上加琢单线条,也就是汉代最常用的汉八刀雕法,雕成一只玉猪。因为猪是财富的象征,因此玉猪成为汉代最流行的玉握。另外还有以璜形玉器作为玉握的。此对玉握,玉质晶莹,造型圆润丰满,用“汉八刀”技法雕出几道宽阴线,简练地表现猪的双耳、四肢等各部位轮廊,形态生动,线条简洁流畅。

双凤纹琥珀长6.7、宽4.3、厚2,链长9厘米蟠龙纹琥珀长6.2、宽4.8、厚2.1、链长9厘米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

双凤纹琥珀握手握于公主左手。橘红色,浮雕椭圆形,正面雕刻长尾上翘的对凤。蟠龙纹握手握于公主右手,红色、浮雕,椭圆形。龙纹握手正面雕刻一条首尾相接的行龙,龙尾外侧刻一颗火焰宝珠。文献记载,握手是古代敛衣的一种,以布帛缝合如囊,套于两手,故名握手。辽代专任外戚,公主地位特别尊崇,不仅生前待遇优厚,死后一切丧葬所需,皆系朝廷承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各种随葬物品均为公主、驸马举行婚礼时朝廷予赐之物,制作精细,工艺精巧。

漆枕VS对凤纹金花银枕

汉·彩绘云兽纹漆枕高11.9、长18.4、宽7.1厘米

木胎,长方体,侧面呈倒锚状,枕面弧形。枕表满髹朱褐漆,以墨、*二色漆勾绘几何纹边;枕体两面绘几何纹边,主体为大幅云气纹,云气间饰禽鸟;枕一侧面开一长方形竖门,门侧漆绘两条腾龙守门,另一侧绘云气禽鸟,所绘纹饰均有引导灵*升天之意。此枕造型别致,装饰华丽,是汉代漆器中极为罕见的艺术精品。

辽·对凤纹金花银枕枕前高4.4、后高13.2、枕面宽40.8、长30厘米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由枕面和底座用薄银片分体打制焊接而成。枕面錾刻昂首振翅、长尾上翘的对凤纹,凤首间錾刻火焰宝珠,下饰如意云纹,花纹鎏金。凤纹本是中原文化常见的纹样,伴随着契丹与中原之间频繁的交往而渗透到契丹人的日常生活中,为研究辽代契丹族生活习俗及其汉文化交融,提供了重要史料。

串饰VS琥珀璎珞

西汉·串饰年出土于扬州市郊区西湖胡场14号墓

出土于木棺中墓主人(女性)的胸部,共28件组为一套,为生前配饰之项链。由金、玉、玛瑙、琥珀、玳瑁等材料制作成珠、管、胜、坠、壶及辟邪、鸡、鸭等形状的小饰品连缀而成。每件小饰品皆有极细的穿孔。构思巧妙,制作十分精细,充分反映出汉代金玉雕刻的高超工艺水平。两件金壶本已极小,其上且饰连珠点饰并镶嵌宝石,工艺极为先进,具有古罗马金器风格;玛瑙辟邪虽极细小,但制作工整,形体准确;玳瑁鸡、鸭则利用天然质地纹路表现禽类毛羽,可谓巧夺天工。

辽·琥珀璎珞大周长、小周长厘米。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

璎珞为深具契丹民族特色的项饰,是其信奉佛教并将佛教思想世俗化的代表饰物。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或民族,像契丹人崇尚琥珀。该璎珞是迄今为止发现最大的琥珀饰件。其外串件,内串69件。琥珀浮雕饰件纹样主要为龙纹,图案抽象而富于动感。特长的璎珞不适宜日常游牧生活佩戴,多应用于神圣、重要的场合。

琀、塞组合VS鎏金银冠、云凤纹鎏金錾花银靴

西汉·玉琀、塞组合阴塞6.9×1.8,肛塞5.9×1.5,耳塞1.7×0.8,玉琀6.2×3.4厘米阴塞、肛塞、耳塞出土于扬州市郊西湖花园新莽墓

《抱朴子》中记载“金玉在九窍,则死人为不朽。”汉代人常以九窍塞(琀、)置于死者体内,以求精气不外泄,尸身不腐。古人九窍用玉,是指眼睑、鼻塞、耳塞、玉琀、肛塞和阴塞,而其中最重的是玉琀。汉以后大量使用玉蝉为玉琀,希望死后能像蝉那样高洁、蜕变,以求来世再生。

西汉·蝉形玉琀长5.7、宽2.9厘米年邗江县甘泉乡姚庄西汉木椁墓出土

辽·鎏金银冠冠箍口径19.5厘米、冠体高26厘米,立翅高30厘米、宽17.5厘米内蒙古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高翅冠是契丹贵族妇女专用的一种冠饰。冠呈高筒式,圆顶,两侧有对称的立翅高于冠顶。冠的正面和两侧立翅镂空并錾刻火焰宝珠、凤鸟和变形云纹等花纹。冠顶缀饰一件原始天尊像,头顶花冠,高髻长须,宽袖长袍,盘膝坐于莲花之上,像后背光边缘饰9朵灵芝。契丹人受到中原道教和道家思想影响而成道教信仰,此道冠以道教人物为饰即反应了道教在契丹皇族中的传播。金冠为契丹上层贵族人士所用,分为金文金冠、鎏金银冠、鎏金铜冠,金文金冠为皇帝专用,鎏金银冠和鎏金铜冠为皇室和贵族大臣所用。

辽·云凤纹鎏金錾花银靴靴前高37.5、后高25.6、底长29.2厘米通辽市奈曼旗青龙山辽陈国公主墓出土

此靴为仿实用靴制成明器,出土时穿于银丝足网之外。由靴靿、靴面、靴底三部分缝缀而成。靴靿、靴面錾刻展翅飞翔的凤纹及如意云纹,纹样上鎏金。以金属靴为明器陪葬,显示出契丹民族鞍马生活的鲜明特色及对礼俗所产生的影响。

从以上对比可看出,尽管汉、辽葬具材质不同、造型不一,但用途相近、理念相同。辽代葬制对汉代葬制既有继承,又有发展,并在汉制基础上形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特殊葬具,进一步反映了中原汉文化极强的持久性和感染力,以及契丹民族的文化包容性和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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