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中诗人的创造性，而这样的创造性包含了诗人指涉历史，对于活生生的、喧嚣的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现和构思自我的能力。
“粗脚笨手者”中不乏历史开创者和文化开拓者，反倒是他那样的性情中人、搞点小颠覆的精雕细刻之手，多属吃文化现成饭者，他们具有充足的文化合法性，搞好了能成为半个“集大成者”。祝贺。但真正的集大成者则需要一种容纳非法趣味的、强健的文化胃口和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
在《西川：如果不曾成为李白的朋友，杜甫也许会是另一个杜甫》里，我讨论了李白、杜甫和韩愈。我知道今人中会有人既不喜欢这几个人，也不喜欢我讨论他们的方式。而有趣的是，古人中亦有不快于我的工作、解者。清代袁枚在其《随园诗话》卷五中这样说：
“抱韩、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谓之权门托足。
”——这是在骂我了，尽管我没有要“凌人”的意思，而只是想把一些本该说清楚的事说清楚。大才子袁枚不懂的是，“粗脚笨手者”中不乏历史开创者和文化开拓者，反倒是他那样的性情中人、搞点小颠覆的精雕细刻之手，多属吃文化现成饭者，他们具有充足的文化合法性，搞好了能成为半个“集大成者”。祝贺。但真正的集大成者则需要一种容纳非法趣味的、强健的文化胃口和处理当代生活的能力。当然袁枚也没有一味回护细弱的文化胃溃疡们。他说：
“仿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谓之贫贱骄人。
”袁枚的《随园诗话》
联系到他所说的“诗贵淡雅”，看来他认为自己才是王、孟的真正继承者——没想到在这里我跟袁枚杠上了（这引出了我的第二个“没想到”：为了看清当代问题，我们居然不得不把问题上溯到如此久远的过去）。但既然孟郊“谓言古犹今”，那么这也就没什么。我讨论韩、杜的方式，应该是袁枚所不了解的。抱歉，吾生也晚，且诗歌趣味与袁枚不同，我看中诗人的创造性，而这样的创造性包含了诗人指涉历史，对于活生生的、喧嚣的社会生活的吞吐能力，以及在此背景下呈现和构思自我的能力。
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袁枚透露，他的前辈，清初王士禛不仅不喜欢李、杜、韩，连白居易也在他的兴趣之外，只是“因其名太高，未便诋毁”。袁枚对王士禛的评价是：
“先生才本清雅，气少排奡，为王、孟、韦、柳则有余，为李、杜、韩、苏则不足也。
（《随园诗话》卷二）
”既然大才子王士禛才有不逮，那么袁枚亦当有其盲瞽之处。袁枚露怯而自信地表示他对杜甫卓绝千古的《秋兴八首》并不感冒：
“余雅不喜杜少陵《秋兴八首》，而世间耳食者往往赞叹，奉为标准……此八首不过一时兴到语耳，非其至者也。
（《随园诗话》卷七）
”似袁枚这等印象式批评，实无有对错，个人才调、性情、财产、地位、社会生活环境、所居山水气候、历史时段使然也。袁枚在面对《秋兴八首》时的露怯，表明他也才有不逮：他除了跟孔夫子叫板，收集下一堆怪力乱神的《子不语》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大胆教了几个不上道的女弟子，成为文人雅士中妇女解放者的同路人，其实也没写出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那就让他闹吧。对当代那些平庸又自视不俗且好出语惊人的印象式批评，我也持这个态度。
袁枚像
我承认，在阅读理会唐诗时我并非没有盲点。我的盲点是晚唐诗。我并非不知道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的大名，并非不能背诵他们的部分作品，我也读过许浑、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杜荀鹤、罗隐、贯休和尚、韦庄、韩偓等人的作品。我也知道而且没有按照今人的趣味来理解*巢的“满城尽带*金甲”。但我承认，我对晚唐诗缺乏理解，更谈不上受到其影响。我想我还没有找到进入晚唐的正确途径。因为缺少自己的发现，我在多数情况下就只能重复别人的见解。南宋陆游在《花间集跋》中说：
“诗至晚唐，气格卑靡。
”——我信。清人何文焕在《唐律消夏录》的评语中说：
“五律至中、晚，法脉渐荒，境界渐狭。徒知炼句之工拙，遂忘构局之精深。
”——我信。现代学者龙榆生在《中国韵文史》中说：
“晚唐人诗，惟工律绝二体；不流于靡弱，即多凄厉之音，亦时代为之也。
”——我也信。
一般说来，晚唐诗歌的题材不外乎废城荒殿、残花败景、夕阳冷雨、山林渔樵、乖舛人生、离愁别绪、伤心怀古。其情调，多哀伤凄美，韵味悠长，间有脂粉气；其写法，多从琐细处着眼，多用典，对仗工细，讲究语言的音乐修养，耽于游戏文章——这都是别人的说法，我姑且都接受。曾见有人借西方文学中象征主义的视角讨论李商隐，仿佛李商隐是法国波德莱尔、马拉美、兰波、魏尔伦那帮人中的一个。我虽然觉得这种号称学术、拿西方概念套中国的人与事的做法总有可疑之处，但也姑且就这么接受了。在我读到的对晚唐诗的看法中最有趣的看法来自明末清初的戏剧家李渔。他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的“文艺”一节中说：
“欲令女子学诗，必先使之多读，多读而能口不离诗，以之作话，则其诗意诗情，自能随机触露，而为天籁自鸣矣。至其聪明之所发，思路之由开，则全在所读之诗之工拙。选诗与读者，务在善迎其机。然则选者维何？曰：在平易尖颖四字。平易者，使之易明且易学；尖颖者，妇人之聪明，大约在纤巧一路，读尖颖之诗如逢故我，则喜而愿学，所谓迎其机也。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之诗，皆秘勿与见，见即阻塞机锋，终身不敢学矣。此予边见，高明者阅之，势必哑然一笑。然予才浅识隘，仅足为女子之师，至高峻词坛，则生平未到，无怪乎立论之卑也。
”李渔编《芥子园画传》
这段话令我心情大好！他所谓“所选之诗，莫妙于晚唐及宋人。初中盛三唐，皆所不取；至汉魏之诗，皆秘勿与见”着着实实是在与严沧浪“不做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说法唱对台戏了，这里透露出关乎传统诗歌阅读与批评的许多信息。对于今日晚唐诗的爱好者们，无论男女，李渔的这段高见一定会令他们哭笑不得。这里，李渔虽然狡猾地自谦了一下，说自己“才浅识隘”，但我们能看出他给出他“独到”观点时的洋洋自得。他从戏剧家的角度看诗歌，以娱乐的、业余的方式阅读诗歌，果然不同凡响！他把晚唐诗与女子阅读联系在一起，无意间既公开了一些晚唐诗本身的秘密，又顺带挤兑了一下所有晚唐诗的爱好者们。此外，他如此怜惜、照顾“女子”的阅读趣味，却又是十足地站在男性中心论的立场上，从智力上轻视女子，这定为当今女性主义者们所不容。
渔洋山人王士禛像
那么，在李渔所说到的晚唐诗中包括杜牧、李商隐的作品吗（包括温庭筠、韩偓的作品倒可以理解）？“女子们”能够接受杜牧和李商隐的别扭和窝囊吗？宋以降人们普遍推重李商隐为晚唐最重要的诗人，其作品隐晦、复杂、多用典、常伤悼、靡丽、雕琢、忧郁、眷恋、“夕阳无限好”，这些品质的确代表了晚唐诗的一部分特色与内容，可是李商隐的杰出绝不仅限于此，至少绝不仅限于北宋初西昆体杨亿、刘筠、钱惟演这一班人所理解的李商隐。而北宋末南宋初的韩驹、南宋杨万里及“永嘉四灵”等为反对北宋上溯杜韩的、艰涩的江西诗派，都倡导返回晚唐诗（韩驹本是江西诗派，杨万里本宗江西诗派），但看来也没能再造出李商隐、杜牧，甚至许浑那样的诗人。
一般说来，凡不喜李、杜、韩的读者和作者，都会欣赏晚唐诗。可是晚唐诗人们并不自认为与盛唐、中唐的诗人们处于敌对状态，李商隐甚至部分地自杜甫而来，他的五言排律始终在向杜甫看齐。他早年对韩愈的诗文也曾下过一番功夫，否则他不会写出《韩碑》这样的“韩愈体”诗篇。这首诗在清代纪晓岚看来“笔笔超拔，步步顿挫”。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理解“夕阳无限好”的李商隐呢？况且，我们若以李商隐作为标准晚唐诗人的话，我们对于杜牧的诗歌、文章就会失明。《新唐书·杜牧传》言：
“牧刚直有奇节，不为龊龊小谨，敢论列大事，指陈病利尤切至。
”我对晚唐诗虽然思考不多，感受不深，但晚唐诗里呈现出的一些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