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字句句皆心血
——“鲁迅与校对”琐谈之四
作者管益农
翻译出版外国作品，是鲁迅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最能显示他编校才华的一个重要方面。
众所周知，鲁迅的文学生涯是从介绍外国文学开始和结束的。他自年翻译法国儒勒·凡尔纳的《月界旅行》起，直到年逝世前译俄国果戈理的《死魂灵》止，在33年中共译32种之多。其中包括俄国、前苏联、荷兰、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的作品，约多万字。
从译品的体裁说，有小说、剧本、童话、散文、文艺理论、文艺批评、自然科学等。除此而外，他还为别人编校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他先后编校过的9种刊物，诸如《莽原》、《语丝》、《奔流》、《朝花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等，翻译作品所占比重都比较大，尤其是共出版了29期的《译文》，成为专门刊载译作的月刊。对于这些翻译作品，只要有可能，鲁迅总是自己亲自来做编校工作，尽可能按原文逐字逐句地去对照校阅，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读者和译者，不惜花费很大的精力和心血，许多当今有名的翻译家的文章，当时都是经鲁迅亲笔审校过的，在这方面，他也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
年，鲁迅收到一位陌生的青年人梵澄（徐诗荃）的译稿《尼采自传》，认为有一定价值，便不辞辛苦地向良友图书公司推荐出版，并自告奋勇地为其校对全书的清样：“译者说是愿意自己校对，不过我觉得这不大妥，因为他不明白印刷情形，有些意见是未必能照办的。所以不如由我来校对，比较的便当。”（《鲁迅书信集·致赵家壁》）鲁迅不但对这部译稿作了认真的校对，而且为此书用哪号字排、着重句标点如何放等细节都关怀备至，并把自己藏书中的尼采像借给出版商作插图。事后，许广平解释鲁迅之所以如此重视梵澄，是“因为凡有可造之才，不忍其埋没……若或稍加移易，积极为人，即社会栋梁，故不惜辛苦设法，并非特有所私。”
其实，鲁迅从爱护、扶植人才的动机出发，精心为青年作家编校译著的事例不胜枚举。年，一位在邮局工作的青年职员孙用，译了一本裴多菲的诗集《勇敢的约翰》，寄到鲁迅手里，他阅后马上写回信，称赞“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为了把这本书出好，鲁迅在年11月到年11月共费时两年，期间同孙用来往通信21封，与书店或有关人接洽书信12封、面谈5次，编样算得出的也有5次。直至书出版后，鲁迅还因为书店未能完全按他的校阅意见办而专门致信译者以示歉意：“这回的本子，他们许多地方都不照我的计划：毛边变了光边，厚纸改成薄纸，书面上的字画，原拟是偏在书脊一面的，印出来的却在中央，不好看了。……不过在这书店都偷工减料的时候，这本却还可以说是一部印得较好的书；而且裴多菲的一种名作，总算也绍介到中国了。”
鲁迅之所以重视翻译作品的编校，“目的无非是为了要把新鲜的血液灌输到旧中国去，希望从翻译里补充点新鲜力量。”（许广平语）为了达此目的，鲁迅信守的翻译原则是忠实原著，对于每篇译稿，他总是要尽可能地按原文逐字逐句对照着校阅。由于他的英文水平较差，一有英文方面的译稿，他就找周建人或者是懂英文的青年学生帮忙校阅，一点儿也不肯马虎。校对译稿时，遇到需要斟酌修改的地方，鲁迅便用小纸条作上记号夹在原稿内，然后当面和译者商量改定；有日文译本的，他还要加以对比校订。《鲁迅书信集》收有年“致周作人”的一封信，这样写道：“译稿中有数误字我决不定，所以将原稿并疑问表附上，望改定原车带回，至于可想到者，则我已经自校正矣。”
周建人回忆鲁迅当年为青年作者校阅译稿时的情景说：“每天晚上，鲁迅便摊开原书与稿子、墨汁与毛笔，细细地替他校对，替他改正意思有些偏差的词句，有时左手扶着茶杯的边缘，有时第二三个指中间挟着粉包牌或翠鸟牌的烟卷，右手不停的修改文字。”鲁迅自己也曾不无感慨地说过：“我这几年来，常想给别人出一点力，所以在北京时，拼命地做，忘记吃饭，减少睡眠，吃了药来编辑、校对、作文。”
对于自己的译著，鲁迅更是一丝不苟、有错必改。他翻译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在《北新》半月刊上连载时，插图和文字有一些差错之处，他就在刊物上写了一封《致〈近代美术史潮论〉的读者诸君》的信，及时作了说明和校正，这种严于自律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鲁迅翻译过的好几部外国儿童文学作品，为了根据儿童的阅读能力和年龄，选择儿童能够接受的语言艺术地表达出异国的事物，鲁迅在每一部译稿付印之前，都要反复地推敲字眼，惟恐译得不够贴切，不能真实地传达出原作的精神或者由于用了孩子们难以理解的字句从而增加他们阅读的困难。他翻译的德国童话《小约翰》中有许多动植物的名字，为了帮助小读者了解这些动植物的形状和特性，鲁迅查考了各种辞典，又写信要周建人在上海查考更为详实的辞书，往返通信达7回之多，并特地写下详细的“动植物译名小记”。
翻译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品《表》时，德文译本上有一个“Gannove”，鲁迅查了几种字典都找不到这个词，译稿在《译文》杂志上发表时译作“怪物”。稍后鲁迅觉得不妥，在单行本时又据日本译本改作“头儿”。后来，鲁迅托一个朋友查出这个词的来源，是出自犹太人的话，才知道以前译得都不对，正确的意思是“偷儿”或者译为上海的通用话：“贼骨头”。为此，他专门给《译文》编者去信，订正了误译和误排的地方。《表》的校样，鲁迅看了四校。
书出版以后，他在年12月写给王冶秋的一封信中还谈到《表》的若干用字需要重新斟酌：“《表》的译文，因匆匆写完，可改之处甚多。‘挫折’是可改为‘萎’的，我们那里叫‘瘟’，一音之转。但‘原谅’和‘饶’却不同，比较的比‘饶’还要平等一点。最难的是所谓‘不够格’，我想了好久，终于想不出适译。这并不是‘不成器’或‘不成材料’，只是‘有所欠缺’的意思，犹言从智识到品行，都必须不及普通人——但教育起来，是可以好的。”
真是字字句句皆心血啊！鲁迅编校翻译作品的这种认真负责、谨严不苟的态度，是他“俯首甘为孺子牛”精神的生动体现，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新闻出版工作者学习。
作者简介：管益农，从军23载，转业后办报28年，在城市金融报任职多年，资深编辑、记者，曾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作品金奖。专著有《兵法谋略辞典》等，散文、小小说多篇见诸国内报刊。退休至今仍活跃在采访写作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