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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是我国中唐时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著名叙事长诗，它同诗人的另一篇叙事诗《琵琶行》一样，在白居易还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在社会各阶层中广为流传了。唐朝皇帝李忱在一首诗中写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由此不难想见诗人的这两篇叙事作品受世人欢迎的程度。
《长恨歌》的艺术特色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诗人以丰富的想象和艺术虚构，为诗篇增添了永久的魅力。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恋爱敌事，在白居易的时代，还不曾见于典籍，只是在民间流传。这给诗人的创作带来一定困难，但同时也给诗人以上天入地驰骋想象的可能。于是，我们在诗中看到了恍惚迷离而又情真意切的描写。比如，唐玄宗由巴蜀返回长安时，诗人笔下的宫苑，秋草丛杂，落叶满阶，萤飞夕殿。这种萧索凄清与当年同贵妃恩爱缠绵时的春游夜宴恰成对照，此情此景怎不叫玄宗黯然神伤，清清流涕！诗人不仅善于虚拟宜于烘托人物心情的环境，而且善于构想人物的复杂的内心活动。
“鸳莺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宫室房顶一俯一仰扣合在一起的驾鸯瓦结了厚厚的霜花，绣着翡翠鸟的被子也无人与共，秋寒侵袭之下失去了往昔的温香——这些富于想象的镂骨相思的描写，为后来唐玄宗的求仙访道，作了入情入理的艺术铺垫。
于是，诗人接着更大地张开了想象的翅膀，错落有致地描绘了一幅仙人奇境的幻想图画。方士替唐玄宗寻觅杨贵妃亡魂是“排空驭气奔如电”，一句之中用了“排”、“驭”、“奔”三个动词，极力渲染了方士的道行和法术；写杨贵妃迎接朝廷使节是“揽衣推枕起徘徊”，又是三个动词，一“揽”、一“推”、一“起”，杨贵妃久别经年一朝得讯，惊喜交加不顾细谨的情态，毕肖神似，跃然纸上。由此可见，一篇成功的诗作，即使是在场景的虚构中，也仍然要以精确的现实主义描绘为基本依据。只有如此，人物活动的背景与人物的情态举止才能获得和谐的统一。
其次，抒情与叙事的完美结合，也是《长恨歌》的鲜明特点。当然，叙事诗总是以叙事为主的，但是，好的叙事诗，又总是在叙事的同时注重抒写主人公的内在情感和阐发作者本人对事物和人物的是非褒贬的。
《长根歌》正是从这两个方面体现了它的抒情性。杨贵妃釜死马嵬坡，唐玄宗君臣仓皇逃命，奔到西蜀，诗人这样抒写了主人公的痛惜之：情：“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诗人通过玄宗耳闻、目见的山、水、月色、铃声等，表现了他此刻的特殊心绪：空有青山碧水，奈何爱妃身亡！真是月色使人伤怀，夜雨更增愁怅。玄宗朝思暮想，情意笃厚，简直无心观赏景物，流连山水了！然而，这又绝非游离于整体之外的单纯抒情，因为它每一句都丝丝如扣得紧衔着主人公的命运，推动着主人公的悲剧性格朝着求仙访道的必然归宿发展。
这样的抒情性的描写，是主人公心灵的自白，也是作者同情心的不期而然地流露。所以，它常常能博得人们代代相因的传诵，从而获得经久不衰的美学力量。
《长恨歌》的语言也很有特色。白居易作为“新乐府运动”的主将，特别强调诗歌的教育作用和社会功能。为了更好地发挥诗的功用，他主张“不求富律高，不务文字奇”。＜长恨歌》正是这样一首语言通俗平易，音韵和谐婉转，富于情致旨趣，可以雅俗共赏的代表性作品。诗人善于从民间口语中汲取养分，看来平淡无奇的口语，经诗人点化入诗，贴切自然，不露斧凿的痕迹。比如，唐代流行着这样的几句民谣：“生男勿喜欢，生女勿悲酸”，“男不封侯女作妃，看女却为门上榴”。诗人略加改造，赋予新意，用“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样明白如话的句子，通过老百姓的反映，衬托出了杨家炙手可热，侍宠腾达的权势。写得简洁洗练，笔墨经济。
白居易讲求通俗，但又主张声韵优美。《长恨歌》通篇一百二十行，韵脚变化灵活，并不强求一律，往往是随语意所至，转换自如，毫无板滞晦涩之感，因而读起来琅琅上口，听起来声声入耳，增强了长诗的艺术感染力。
唐代“新乐府运动”的另一位积极参加者，诗人元稹，在为白居易诗集写的序言中评论他的作品说：“自篇章以，有流传如是之广者。”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然而并非窗过其实。白居易的《长恨歌》就是这样一首脍炙人口，流传久远而广泛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