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初中毕业，正赶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因病得以“待分配”在家，但没有工作，也上不了学，更看不到任何前途，只是为了消磨时间，决定与几个朋友一起去外滩公园学打太极拳。
于是，在一个夏日清晨，在靠近外白渡桥的公园进口处，我第一次见到了任作群先生。
那天早上，他也在公园里打拳。他身材魁梧，戴一副老式的玳瑁框眼睛，头发花白了，看上去有六七十岁的年纪，独自在个小角落里，天马行空似地打着一套简化杨式太极拳。他一招一式动作很慢，像电影中的慢镜头，脸上的神情甚至有点木讷，却又俨然是旁若无人的样子。打完拳，他擦一擦汗，慢慢走向不远处的一条绿漆长凳，坐了下来，在他身边的是两个在那里念书的女孩子。接着，他好像是漫不经心地举起了手，又好像在她们的书中指指点点着什么。
我走近几步，探过头去一看——是让我大吃一惊的发现。她们居然是在读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或许只是作为英语课本在读，《毛主席语录》的红塑料封面，也可以说是那些日子里必需的*治正确的掩护。他则是耐心地在为她们解释其中的英语单词和语法问题。在他们的长凳后，晶莹的露珠还在矮灌木丛上闪烁，眨着好奇的眼睛。
那俩女孩子的年龄与我差不多，境况估计也相近。她们每天早上都来公园，看书要看到十点半左右才离开，显然既不在工厂上班，也不上学，很可能也在“待业青年”的行列。可不管怎样，她们却没有像我那样在浪费时间。在她们的长凳旁，我一时间感到无地自容。
于是我急匆匆赶回家，翻箱倒柜，找出了一册英语课本；第二天清早，在公园另一条长凳上，也依样画葫芦地学了起来。
几天后，任先生果然也注意到了我。他还真是有教无类，乐意地为她们——也为我——解答英语学习中的问题。
从严格的意义说，任先生或许不能说是我的老师。当时的*治气氛与公园条件，都不允许他在那儿正儿八经地上课。一般情况下，都是我自己在家里先背单词、读课文、啃语法，碰到实在搞不懂的地方，一一摘录下来，再在公园里请教他。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他在那里的帮助、指点，我是肯定不会有信心把英语继续学下去的。
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在类似外滩公园这样的公众场所中教英语，有可能被人视作形迹可疑，甚至还会被上升到所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但像任先生那样，打完拳，再在长凳上稍稍坐一会儿，看上去或许也不太出格，至少在周围巡逻的工人纠察队没走过来找什么麻烦。
几个星期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个女孩子不再出现在清晨的公园。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任先生会有更多的时间教我，是一大利好。我已放弃太极拳，找来了“文革”前出版的许国璋的大学英语教材，坐在同一条长凳上，一课接一课地学了下去。
没过太久，还有两个来自虹口区的待业青年，人力与启宇，也加了进来，一起在外滩公园的那个角落里学英语——在任先生时不时的指导下。
在文化大革命一次次*治运动中，我这样日复一日地去公园，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家里人不明究竟，不免担心起来。尤其是考虑到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家庭背景，稍有不慎，很容易遇到*治麻烦。一天早上，母亲悄悄跟在我后面，一路跟踪到了公园，她要摸清我到底在那里忙些什么；等我回家后，更要从头到底再盘问一番。
任先生知悉后，出乎意外地来了我家。他不顾我劝阻，颤巍巍地爬上我家黑黝黝的楼梯。母亲有点手足无措了，但他表情十分认真地跟她说，我其实只是在公园里学外语，还学得很用功，肯定没做什么坏事，年轻人有些书可读，有些事可做，反而不会有时间去找麻烦，所以请她一定要放心。母亲也认真地听着，始终在点头。
但任先生一离开，母亲向我问起他的背景时，我却几乎什么都说不上来。确实，除了英语的语法和句法，他好像没对我说起过任何其他的事。只知道他是个已退休了的中学校长，以前在学校里教英语，现在发挥余热，热心地帮助一些在“文革”中还想读书的青年，但我想他应该没什么问题，否则他也不可能这样坦荡荡地来外滩公园。
不过，任先生那一番话好像对母亲还真起了点作用。她说老先生有点迂，但因此信任他。只要我能像他说的那样不去找麻烦，我不但可以继续去公园，还能领到一份早餐钱，每天一角。这样我就不用赶回家吃早饭，能在公园里捧着书一直读到十一二点。那些日子，父母亲身体都不好，哥哥更是瘫痪在床，家里的气氛确实是够阴郁的，很难让我静下心来读书。
在公园里学英语的时间越来越多，时间似乎也过得越来越快，许国璋英语教材已读到了第四册。好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在“东风吹，战鼓擂”的歌声中，上海广播电台中增加了英语学习节目，报纸中也能读到一条新的马克思语录，“外国语是人生斗争中的一种武器”。公园里看书的环境有所改善，工人纠察队仍在那里巡逻，但再也不走近我们。
还是在那条绿色的长凳上，任先生坐在我们身边的时间比先前要长了许多。他还打太极拳，但常随身带一根手杖，步履也更慢了。
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又一个意外的“最新最高指示”，人力、启宇和我几乎同时被分配进了各自的里弄生产组；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已争议四起。这样一来，留在城市里的“病休青年”就不再要去农村，而是被安排进里弄生产组工作。我的一份工作，是在流水线上踩缝纫机，枯燥、单调、不停地在劳动防护袜底上扎圈子，有一次思想开了小差，想试着在机械的绕圈子中背几个单词，手指给缝纫机针扎穿了。
这期间任先生的身体状况出了些小问题，也不能像以前那样频繁地来公园了。好在我们的英语学习多少已走上了轨道，问题并不是太多。一般的情况下，多参考几本工具书，自己也都可以解决。轮到里弄生产组上中班的日子，我有时还会去外滩公园碰碰运气，有时就索性把学习中碰到的问题积起来，找机会去任先生的家里一起问。
我因此到任先生家里拜访过几次。他住四川路北苏州河边上的河滨公寓，家里看上去相当有底子，藏书甚多，除英语之外，有其他好几种外语，书架上还能看到大部头的法律书。任师母据说当年曾在红十字会工作，也退休了，在家里对任先生照顾得很周到。他们的独子先正在农村插队落户，老两口平时显得挺寂寞，我去看他们家，他们还挺高兴的，有时也会随便聊些其他的事。
可任先生的生平背景依然像是在云里雾里——除了他自己先前告诉我的，我又告诉我母亲的那一丁点儿。那时虽说已到了“文革”末期，有好多事还不宜多问，这道理我懂。
“文革”结束的那一年，我已开始学“文革”前徐燕谋主编的大学英语教材第七册。在接下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中，传出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消息。人力、启宇和我都在年顺利通过了第一届高考（我数学只考了二十多分，但多亏英文考了满分，他们也在英文上考了高分），各自进入大学学习。
在任先生的晚年，这是他十分高兴的一件事。他请我们三个外滩公园学生去他家小小庆祝了一番。我记得我们各自带了些微不足道的礼物——都算不上是束脩，这些年来，任先生一直是在免费尽义务，有时还自己掏钱买了书送学生。
年，我在北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读研究生，启宇在西安交大，人力在上海师大，听到任先生因病去世的噩耗，我们三人一起赶去了他家，在他的遗像前上香、默祷、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多少算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意思。那天，任先生的儿子先正在一旁陪着我们鞠躬。他也已从农村回来，考上了同济大学，可他读的是工科。
所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吧。八十年代末，我去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原计划只在那里做一年时间的福特访问学者，却意外地滞留了下来，又不得已地开始用英语写作。不过，或许也正因为远居异国，不少国内的往事反而像是在回忆中拉近了距离，尤其是那一段跟任先生在外滩公园学英语的经历。
关于外滩公园的种种际遇，我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还写进了一本名为《忠字舞者》的英文小说的背景。在小说的一开始，主人公陈超探长旧地重游，回想起当年在这里学英语的点点滴滴，不禁再一次庆幸自己的运气，居然能在公园里遇到这样一个给他谆谆教诲的长者，从而改变了一生的轨迹。
《忠字舞者》
也许是推理小说写得多了，我自己有时也不免会像那位探长一样，在私底下琢磨、分析、猜测一些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是什么样的生平际遇，我常在想，会让晚年的任先生走进外滩公园，来教我们这几个“病休青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在一阵感怀的冲动中，我改写了冯至先生的几行诗：“我其实毫无准备地领受/那个意想不到的奇迹，/在黯淡的岁月里突然有/彗星的出现，希望乍起。”
因为陈探长系列小说的写作与出版宣传，回国的机会多了起来。每次回去，我都会去外滩公园转上一圈。公园的变化越来越令人难以置信。那条长凳早消失了，在任先生当年打拳的角落，现在盖起了一家豪华的餐厅。跳广场舞的人挤走了打太极拳的。没人在公园里学英语。教英语托福考试技巧的补习学校成了走红的上市公司……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其实，也就只有三四十年的时间。
终于，在我以为一切都只能湮没在回忆里的时候，却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