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曹魏和西晋的装饰艺术比较简约，但晋王室南渡建康(今江苏南京)以后，门阀世族的出现形成了奢摩的风气。六朝时期开始有相当数量的珠玉装饰品出土，除了朝纲舆服制度针对皇帝和朝臣的规定，门阀土族阶层也有比较自由的装饰形式。南京王氏家族墓地出土了可观的玉器和贵重金属装饰品(图)。贵为门阀的王氏，个人装饰品可以达到当时很奢侈的水平。它们已经不仅仅作为身份的标志，更多的是被赋予了信仰的意义。出土的无论是珠串还是作为佩饰的玉辟邪和金胜，多是与人生祥福的意义关联，如曹操感慨“龟虽寿”，对生命无常和个人价值的强调仍反映在两晋南朝人的文学和艺术题材中。在将玄学的审美实物化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不乏汉代的仙道思想，这其实也与玄学相表里。我们前面叙述过汉代的三大厌胜佩，它们多是南方楚风仙道的实物形式，到两晋时，汉代风行的司南佩、玉翁仲和刚卯已经不再流行，但是与司南的形制有关的“胜”这种厌胜佩被延续了下来，并在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发挥，成为比较典型的六朝装饰品。除了汉代就已经有的玉质的双胜，两晋南朝还出土了金质的“胜”，《宋书符瑞志》称为“金胜”＂，列为符瑞，有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地出土的实物资料证实(图)。
图南京象山东晋王氏家族墓地出土的手串。有各种形制的红玛瑙珠7颗、水晶珠3颗、蓝色玻璃珠1颗、缠丝玛瑙珠5颗、绿松石小兽1枚、煤精小兽1枚和腐蚀严重的兽形珠1枚。从形制来看，水晶和玛瑙珠在汉代的合浦有出土记录，为舶来品;松石和煤精小兽是自汉代以来流行的祥符题材。南京市博物馆藏。
图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地出土的金胜。金胜是两晋时期流行的题材，形制由汉代的玉双胜演变而来。《宋书特志》将全胜列为“符瑞”，是样瑞的象征，同时具有辟邪的作用。“胜”的形制和来源均与传说中的西王母有关，《山海经西次三经》描绘她“蓬发戴胜”。西王母的形象大量出现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時上，山东大事村东汉画像石上的西王母头部两侧都戴有“胜”，这种装饰品成了识别西王母身份的标志物。南京市博物馆藏。
“胜”出现在视觉艺术中早可以到汉代，而文献记载则更早。战国成书的《山海经西次三经》描绘西王母是“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胜”是西王母头上的装饰。东晋郭残注，“胜，玉胜也”，即玉制的发饰。《尔雅释鸟》“鸡，戴”，郭注:“即头上胜，今亦呼为戴胜。”我们知道“戴胜”实际上是这种叫做鸡的鸟，也叫“花蒲扇”、“发伞头鸟”，因它头上长有花冠，古人称为“戴胜”，也就是西王母头上的“胜”。从大量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形象看，她头上的发冠两侧总是左右对称各戴一支装饰物，如一只抽象的张开双翼的飞鸟。西王母以鸟形为装饰，似乎与《山海经》中描述西王母总是和飞鸟在一起的情景一致。山海经海内西经):“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又(山海经·大荒西经):“三青鸟赤首黑目，一名日大賛，一名小鹜，一名日青鸟。”说西王母有青鸟三只，专为西王母取食。汉代的视觉艺术撞长将形象抽象化和装饰化，那些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头上的“胜”即被抽象成了两个梯形(鸟的两只翅膀)在一个圆形(鸟的身体)两侧展开的平面图形。对“胜”的重视起于汉代，汉代已经有玉质双胜佩，其形制与汉代三大厌胜之一的司南佩有关(图)，我们在第七章“厌胜佩”一节提到过。南京博物院藏有东汉邗江县甘泉山出土的玉质双胜一枚，它的立面与司南佩相似，基本呈“工”字形，而两端的截面即是“胜”的形制，这大概是各种书籍和考古报告称其为玉“双胜”的原因。金胜的形制是从早期的玉胜中分离出来的，它采用的是玉双胜截面的形制，实际是“单胜”，即文献中所谓“金胜”，这种形制也许更方便贵重金属的制作。
图司南佩、工字佩、玉双胜、全胜、叠胜的形制演变示意图。从图例所示可以看出这几件厌胜佩在形制上的相互联系。我们假定汉代的司南佩作为创作原型，工字佩则是司南佩的纵剖面的主体部分，而玉双胜的织制面是稍加变形的工字佩，玉双胜两端的胜形则演变出两晋的金胜的形制。
除了“金胜”，六朝也出土贵重金属制作的其他样符题材。南京仙鹤观高菘家族基地出土了金降邪、小金羊、小金龟和玄武等金饰，有穿孔，都是用于装饰佩戴的小饰件(图)。至于佩戴方式，参照同时出土的珠玉穿成的手串来看，这些金饰有些可能是与珠子搭配，穿在手链中间作为饰的，而有些可能是挂在腰间或者作为发饰戴在头上的。这一时期有相当数量的金饰出土，可能与玉料难得有关，而南方的荆楚自古就有使用*金制作饰品的传统，这里有地方*金资源的先天条件，两晋南朝的奢移品制作可能得之于这一便利。(置书志十五奥服)，“汉制，自天子至于百官，无不佩剑，其后惟朝带剑。晋世始代之以木，贵者犹用玉首，贱者亦用蚌、金银、玳瑁为饰”。剑饰最贵者是玉制的，贱者才是金银等，可见贵重金属只是玉的替代品。
图南京仙观高家族墓地出土的小金羊、比翼鸟和全辟邪。这些祥符题材的小兽大多长1-2厘米，工艺精致，造型可爱，腰部有横向穿孔，可用于项链等各种佩饰的穿系搭配。南京市博物馆藏。
我们知道了“胜”的形制的来历，但是两晋贵族为什么要选择“胜”作为装饰物?不用怀疑“胜”是被晋人赋予了文化意义的。《九家旧晋书辑本》有《何法盛晋中兴书卷三》“征样说”，其中记录了金胜一类的祥符，“金胜一名金称。援神契日。神灵滋液。百珍宝用。有金胜。金胜者仁宝也。不自成。光若水月。四夷宾服则出”。这种描写带有汉代以来的方仙道思想，对装饰题材多赋予祥符的意义。南朝宗的《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點屏风，亦戴之于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说的是荆楚一带过年的风俗。大年初七，人们除了要用七种菜煮粥，还要用彩纸剪人形，家中股实的或者用金箔刻出人形，贴在屏风上或者戴在头上;除此之外，也制作与金胜的形制相同的花胜相互赠送。宗懔描述的风俗，他自己说，“华胜起于晋代……像瑞图金胜之形，又取像西王母胜也”。
汉武帝那位著名的朝臣东方朔写有《占书)，“天地初开，一日鸡，二日狗，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盛，阴则灾。八日之中，尤以人日为重，又称人胜节”。这种与春讯有关的节气，到东汉已经成为朝野遵循的风俗，《后汉书志第九祭祀》，“立春之日，皆青幡喷，迎春于东郭外。令一童男冒青巾，衣青衣，先在东郭外野中。迎春至者，自野中出，则迎者拜之而还，弗祭。三时不迎”。这种汉代人头上戴的青幡以后又演变出了绢增和镂刻金银的样式，或称作春幡、春胜。
看来“胜”与人的出生和岁后春天复苏有关，直到唐代这种民风仍然不减，唐代大诗人杜甫以《人日)为题作诗:“此日此时人共得，一谈一笑俗相看。尊前柏叶体随酒，胜里金花巧耐寒。”除了杜甫提到的金胜，唐代还流行用双丝绢帛剪成小幡，时人叫作春幡，或称幡胜、春胜，在立春那天，作为节日礼物互相赠送，或簪于头上，或挂于柳枝，或贴于屏风，与两晋南朝同。同是唐代诗人的贾岛有《题戴胜》的七绝:“星点花冠道士衣，紫阳宫女化身飞。能传上界春消息，若到蓬山莫放归。”不仅写“戴胜”鸟的体貌特征，还说它是春天的使者，能将人引人蓬莱仙境，这种寓意与早先的祥福意义仍是同出一撤。
直到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还有记载，立春日，皇帝“赐百官春幡胜，宰执亲王以金，余以金裹银及罗帛为之，系文思院造进，各垂于袱头之左人谢”，文思院是宋代官方的手工作坊，专门制作珠玉金银等细作。每到立春节气，就制作春胜分派给朝臣，材料有金、银镏金和绢丝的，按照朝臣的等级分别悬挂在袱头的左面。朝廷将赠“胜”的风俗纳入宫廷礼仪的制度从东汉延续到了宋以后。温庭筠还有“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这里说的是剪纸的“胜”，“胜”也直接称“人胜”了;辛稼轩更是有“春已归来，看美人头上袅袅春幡”，这种与人的生命和生长有关的祥符一直以各种手工艺形式出现在不同时代的文化背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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