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经先秦，历汉晋，又经隋唐、辽宋金元，至明清。其间历版筑、木架、瓦顶、砖墙与石构建筑的探索，伴以藻井、琉璃、彩画等装饰手法的完善，渐趋成熟。其造型虽经千年而无大变化，但其材料、结构、技术、装饰，却日臻完善。《建筑史学刊》主编、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王贵祥教授撰写《土木、砖瓦、石铁、琉璃、彩画与中国建筑历史年轮》一文，对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建筑基本材料与结构、不同材料渐次出现及其应用与发展的概略时段进行轮廓性梳理，并从结构和装饰两方面归纳出了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年轮的基本线索。
土木、砖瓦、石铁、琉璃、彩画
与中国建筑历史年轮
王贵祥
一土与砖：百堵之室与版筑高台
1原始穴居
《周易·系辞下》中有：“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这段文字说明，中国上古先民最早的居处空间是天然洞穴或人工坑穴。
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安半坡遗址，是一处典型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先后5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近1万平方米，发掘出的原始文化遗迹包括46座房屋、余个窖穴、6座陶窑遗址以及座墓葬。较为完整地展示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初民居住环境的大致风貌。
半坡遗址内的居住性房屋遗址，大多是半地穴式的。从遗址看，其建造过程很可能是先从地表向下凿挖一个平面近方或圆形的坑，在坑四周竖立起一些立柱。可能因为结构上的考虑，或也有其他原始信仰方面的思考，一般的坑穴中央，往往会有一根立柱，形成坑穴内结构的中心柱。中心柱会略高一些，周围柱子稍低一些。在周围柱与中心柱之间，斜置如后世椽子一样的木条，木条之上再用树枝或草覆盖，涂抹上泥土，就形成一个坡形如圆尖锥式的屋顶。四周柱子之间，也填补上树枝、草与泥土，形成一个环绕的墙体。
西安半坡遗址模拟复原
如此，有着简单木构支架与草泥坡屋顶和室内基本生活环境的原始房屋，可以初现雏形。这里出现了几个对后世中国木构建筑影响极大的元素：
1）环绕房屋空间四周，直立的柱子；
2）斜置的坡形屋顶；
3）用树木枝条、草与泥相结合，涂抹屋顶和四壁。
一直延续到十分晚近都在使用的中国北方民居中常常可以见到的几个基本要素：木构梁架、坡屋顶、泥背砙瓦（或直接草泥屋顶）、草泥抹墙，如此等等，在数千年前的原始时代已经出现。
2百堵之室
商代有一位叫傅说的人，在野外从事版筑工程时，被商汤王发现，并延请为相。《韩诗外传》有：“傅说负土而版筑，以为大夫，其遇汤也。”之说。《孟子》也提到：“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这说明在上古三代时，掌握版筑技术，且能从事建设工程的人，对国家的重要性。
版筑，即夯土技术。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城市、屋舍与道路工程，无一不依赖版筑。《诗经·鸿雁之什》：“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是说屋宅建造，需要百堵之墙。《诗经·文王之什》进一步描述：“缩版以载，作庙翼翼。……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形象记录了周文王时期，宫殿建筑的营造情况。
《毛诗正义》提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意思是说，由夯土墙围合的房屋，在朝西或朝南方位上，开启门户。老子所言：“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这里用了“凿”字，说明春秋时宫室墙壁，是版筑土墙，其出入室内外的门户或采光用的窗牖，是在夯土墙上开凿出来的。
考古中发现的先秦建筑，如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郑州商城、岐山周原、凤翔秦国雍城、曲阜鲁国都城、邯郸赵国都城、新郑郑韩故城、江陵楚国纪南城等遗址，不仅围护性城垣是夯土结构，主要宫殿也是建立在夯土台基之上；宫殿中各单体建筑围护墙，也是将木柱与夯土墙结合的结构形式。可知先秦时期建筑，无论城墙、院墙、台基、房屋外墙、门阙、登堂踏道，甚至城内街道、宫廷内甬道等，都采用夯土版筑的结构与营造方式。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
夯土结构版筑技术，在战国、秦汉及两晋南北朝，甚至隋唐时代的城池、道路、宫殿、寺院等建造中，始终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如《艺文类聚》引东晋袁宏《东征赋》：“经始郛郭，筑室葺宇，金城万雉，崇墉百堵。”《唐两京城坊考》也提到：“初移都，百姓分地版筑。”这说明，两晋至隋唐时期，城墙、坊墙、百姓屋墙，主要都是用版筑方式营造。
元大都城墙，是夯土版筑结构。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元人还在城墙两侧覆以蓑衣，故大都又称蓑衣城。明正德年，一位名叫许逵的知县，为防止盗寇侵袭而筑造城墙：“县初无城，督民版筑，不逾月，城成。”可知，尽管明代砖筑城墙技术十分普及，仍有采用夯土形式筑造城墙的。
元大都城墙遗址
北方地区大型宫殿建筑墙体，往往将两侧山墙与背山墙采用厚重版筑形式，既有强化承载屋顶的结构作用，又起到保温与隔热功能。考古记录中，唐大明宫麟德殿两侧山墙，夯土墙厚度约4米。民居建筑中，采用版筑墙体的做法甚至一直延续至今。
3版筑高台
版筑做法，更多出现在殿堂、房屋基础营造上。宋人李昉《太平广记》提到一位唐开元时人，梦中来到神仙世界，令他感到诧异的是，这里的建筑，不仅宏伟瑰丽，且其“门殿廊宇之基，自然化出，非人版筑。”其意是说，其门殿廊宇台基之宏伟华丽，非人版筑之力可以为之，是神仙创造之物。然而，其结构为版筑形式，却无疑问。可知唐代宫殿、庙宇及住宅基础，多是以版筑结构形式建造的。
将建筑物布置在高台上，是上古统治阶层一个重要倾向。《尚书》有：“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暗示高台建筑具有的权威性。《尚书》提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篑者，背土筐。则这里的“山”，即人工夯筑高台。即使缺一篑土，高台也建造不起来，说明建造高台之艰辛。
战国时诸侯间竞相建造国都，夯筑高大台殿，故有“高台榭，美宫室”营造风潮。《春秋左传》载，鲁庄公：“三十有一年春，筑台于郎。夏四月，薛伯卒。筑台于薛。六月，齐侯来献戎捷。秋，筑台于秦。”据遗址发掘，燕下都有老姆台、武阳台；赵邯郸有丛台；齐临淄城内也有高台。这些都是诸侯王宫殿建筑群的基座。这些高台，甚至成为统治者纵欲之象征。如：“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高台宫室之墙壁，加以雕琢装饰。无聊君主，从台上向下掷弹丸，以观看路人躲避弹丸为乐。
高台营造风潮，一直延续到秦汉、三国时期。秦统一之初，在咸阳渭南建立章台；巡游东海之时，建立琅琊台。汉高祖在长安城，营造渐台。汉武帝“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泰一诸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无论是周文王灵台，还是汉武帝甘泉宫台室，都具有一个新功能：人天交通，人神交通。为了这一目的，汉武帝还建造柏梁台，上立仙人承露盘，并“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其中，唯柏梁台及井干台，可能是木构高台，其他似应都是夯土版筑结构。
西晋人张茂，亦曾营造高台：“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余堵，基高九仞。”后受劝阻而止。这里所说“周轮八十余堵”，似是台上所筑宫室夯土墙，而其“基高九仞”，则是宫室台基之高。
秦汉时重要宫殿都坐落在高大夯土台座上。秦咸阳朝宫前殿阿房，建立在一座高约5丈的巨型夯土台基上，秦始皇三十五年（前年）：“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经过考古发掘的阿房宫台基，实际长度东西米，南北米，距离今日地面高度约7~9米，是目前所知最大夯土建筑台基。
阿房宫遗址（摄影：见证西安地铁）
汉未央宫遗址，为一巨大宫殿建筑群，仅其前殿夯土基座，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米，北部最高处，高出今日地面10余米。文献所载汉长乐宫前殿，长宽尺寸与未央宫前殿接近，其宫殿夯土台座同样也十分宏大隆耸。
宋《营造法式》“壕寨制度”中，关于筑基、筑城、筑墙的做法，都已有关于夯土工程的制度描述，说明两宋辽金时期的建筑基座、城池墙垣，即建筑物墙体，仍然主要采用夯土版筑的方式营造。
4砖砌台基与墙体
中国人常说“秦砖汉瓦”，虽是一种泛指说法，但也暗示中国历史上砖的出现，可能略早于覆盖屋顶之瓦。据考古发掘，陕西省周原西周遗址发现有铺地砖与空心砖，如此则将中国古代砖的出现，推测为距今年左右。然而，近年在陕西蓝田新街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晚期烧结砖残块5件及未曾烧过的土坯砖残块1件，还发现龙山文化早期烧结砖残块1件，从而将中国古代砖的出现年代，提前至距今约年的仰韶文化时期。
砖的烧制需要较大规模燃料背景，因而早期砖的使用，可能受到一定局限。“砖”这一术语，已知最早见于战国时，《荀子》有：“譬之是犹以砖涂塞江海也，以焦侥而戴太山也，蹎跌碎折不待顷矣。”西汉文字中，也提到砖：“子独不闻和氏之璧乎，价重千金，然以之间纺，曾不如瓦砖。”汉代时砖仍是比较贵重的材料。
两汉时期是砖的烧制与使用发展规模较大的一个时期，因为汉代社会稳定，农业发展，用于烧砖的柴草比较容易获得。从出土物品中发现较多汉砖、明器及画像砖，特别是烧制精良的汉代空心砖，可以说明这一点。从现有资料观察，砖砌墓穴，在汉代时已较多见。
魏晋时期砖的使用更为多见，晋人载：“石头城，吴时悉土坞。义熙初，始加砖累甓，因山以为城，因江以为池。地形险固，尤有奇势。亦谓之石首城也。”可知东晋义煕（—年）初，建邺城已经因山为城，并用砖甓砌城墙，被称为“石首城”。能用砖砌城墙，砖的烧制能力已经比较强。
砖的较为普遍使用，似乎始自南北朝。如北魏有关寺院建筑的壁画中，出现有砖砌楼阁建筑。唐代敦煌壁画，也出现不少砖砌台基。实物中，自南北朝至隋唐，出现了一批单层或多层砖塔。北齐文献中提到：“（先君、先夫人）旅葬江陵东郭……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显然，这里所烧的砖，是用于墓地营造的。南朝《宋书》中亦有：“家徒壁立，冬无被绔，昼则庸赁，夜则伐木烧砖。”可知这时砖的烧制，是以木柴为燃料的。
两宋辽金时期，不仅砖的使用量大，而且烧制的质量也有提高，如宋人楼钥有：“*閍冈下得宝墨，古人烧砖坚于石”的诗句，略可一窥其质量。《营造法式》中专门列出的“砖作制度”，反映了宋代砖的烧制已经趋于标准化。
无论如何，辽宋时期砖筑佛塔，已相当普遍，其楼阁式、密檐式砖塔，不仅形体高大，造型精美，装饰也十分繁密。说明这一时期制砖技术与砖的砌筑能力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营造法式》中专设“砖作制度”，并将制度所涉主要限定在垒阶级、铺地面、墙下隔减、踏道、慢道、须弥座等与房屋或神佛造像之基座及地面有关处理上，以及砖墙、城壁水道、卷輂河渠口等，需防止水侵蚀的部位。
辽代庆州白塔（摄影：黑敀）
明代以来，砖的使用出现爆发式增长。正是有明一代，在全国范围内，包括京城、府城、州城与县城，建造了一大批砖砌城墙。一些原本是夯土城墙的古老城池，明代或清初也普遍包砌砖甃城墙。同是明代修建用于抵御北方边患的砖筑长城，绵延数百里，气势恢宏，也印证了明代制砖业之发达与砖筑结构之普及。
在房屋建筑上，可以从自明代兴起的砖筑无梁殿，或以砖为外墙及两山主要表皮的硬山式屋顶建筑形式在民居建筑中的大规模普及略窥一斑。南方建筑，包括徽派建筑以及浙江、福建、江西等地的建筑中，大量出现砖砌的封火山墙，也是在明代开始大规模流行。
二木与瓦：架木为屋与覆瓦为堂
1巢居与河姆渡文化
史料中描绘的中国初民，有燧人氏、有巢氏，暗示上古时人，曾有居住在如鸟巢一样空间中的。《晏子春秋》提到：“古者尝有处橧巢窟穴而王天下者，其*而不恶，予而不取，天下不朝其室，而共归其仁。”《尚书》记录了一件史实：“成汤放桀于南巢”，其意是说，征服了夏桀的商汤，惩罚性地将桀放逐到南巢。在商汤之世，巢是一种更为原始的居住方式。
上古巢居房屋模式，因为树木本身存在年限，以及高架于树木之上的房屋遗迹保存上的困难，至今未发现原始巢居方式的直接证据，只能从上古史料中加以揣测。或可从另一种建筑结构形式，联想到上古巢居建筑原初意念。这就是中国古代“干栏式”木构建筑。
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地区发现的一个原始文化聚居区，被称为河姆渡文化。经过数年发掘，考古界渐渐厘清河姆渡文化基本特征：这是一个以使用黑陶器皿，并主要采用种稻技术为基本生产特征的原始文化遗址。其居住方式，主要是通过密集的木柱将房屋支架起来的建构方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干栏式”建筑原始形式。
中国南方少数民族民居，至今仍有“吊脚楼”式建筑。其基本特点，是用木构架将房屋架空于地面之上，从而将地面湿气隔离开。这种吊脚楼，就是中国干栏式房屋的一种典型形式。
2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
《史记》中所引墨子提到尧舜时代宫室建筑特征：“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刮。”其意是说，尧舜宫室建筑，台基不过3尺高，只需3步踏阶就可登堂入室。宫室屋顶，用没有经过剪裁的茅草覆盖，屋顶木架上的椽子，也未经过仔细刮削修饰。
这里透露出，上古时的高等级建筑也用夯土基，且不十分高大，台高3尺而已。墙体可能是版筑结构，屋顶是在木架上置未经修斫的木椽，上用木板、草席铺盖，其外用未经修剪的茅草覆盖，以防雨水。
至迟到春秋时期，这种简单的居住方式已被称颂为先王的一种美德。《韩诗外传》提到一件事：“齐景公使人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顾使者曰：‘齐有台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阶三等，茅茨不翦，朴椽不斫者，犹以谓为之者劳，居之者泰。吾君恶有台若此者。’于是，楚王盖悒如也。”一番话说得楚王悻悻不悦。
可知尽管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竞相以“高台榭，美宫室”夸赞自身国力，但一些统治者的宫室，仍采用“土阶三等，茅茨不翦，朴椽不斫”的原始建造技术。这一方面出于统治阶层道德层面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木构梁架与屋顶覆盖体系与上古三代比较虽有一些进步，尚未发生根本变化。
用草葺屋顶，说明瓦的使用不很普遍；屋椽不加修斫，说明木材加工方面的工具，还比较原始简陋。尽管南方河姆渡已经有了早期木构榫卯做法，但并无证据表明北方原始穴居中由树木枝条等搭造的屋顶采用了榫卯结构做法。
即使可能有了青铜斧子等工具，采用了榫卯做法，将木制构架搭了起来，也未见得有更为精密的刨子等刮削工具，将构件表面修斫光滑。故上古君王“茅茨不翦，采椽不刮”，并非仅出于节俭的道德性考虑，更像是因为木材加工工具尚未发展到相应阶段的结果。
3瓦的出现与架木为屋
建筑在材料上的重要突破之一，是屋瓦的出现与使用。其实，将黏土塑形并入窑烧制的陶器或称瓦器，产生时代由来已久。早在距今年前的仰韶文化时代，已出现原始彩陶器物。据文献推知，古人很早就熟悉瓦的制作，《禹贡说断》云：“考工记，用土为瓦，谓之抟埴之工。是埴为黏土，故土黏曰埴。”
无论考古发现还是史料发掘，都可证明陶制器物比用于覆盖房屋顶部的屋瓦出现得早。最初的陶器是实用性的，即所谓“不存外饰，处坎以斯，虽复一樽之酒，二簋之食，瓦缶之器，纳此至约，自进于牖，乃可羞之于王公，荐之于宗庙，故终无咎也。”“缶”指的是盛酒瓦器。其意是说举行祭祀之礼时，祭祀者道德表现与其所求吉凶间关系。
古人还用瓦甃砌水井内壁：“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虞翻曰：‘修，治也。以瓦甓垒井，称甃。’”可知古人是用瓦甓来甃砌饮水之井内壁的。《童溪易传》亦云：“古者甃井为瓦里，自下达上。”
从史料观察，西周时已出现以瓦覆盖屋顶的建筑，春秋时瓦的使用已较普遍。《春秋左传》鲁隐公八年（前年）：“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这里的瓦屋，可能是一个地名。《春秋左传正义》之疏曰：“齐侯尊宋，使主会，故宋公序齐上，瓦屋，周地。”尽管这里的“瓦屋”指的是周天子所辖地区的一个地名，同时也反映出这一地方曾有一座用瓦覆盖屋顶的房屋。由此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是公元前8世纪已经有了用瓦葺盖屋顶的建筑；二是这时以瓦为顶的建筑十分稀少，故才会有以“瓦屋”作为地名称谓的。
春秋战国时期，瓦顶房屋已比较多见。晋平公（前—前年）喜好音乐，再三请师旷弹奏悲苦之音，“师旷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云从西北起；再奏之，大风至而雨随之，飞廊瓦，左右皆奔走。平公恐惧，伏于廊屋之间。”以这时连廊上已有瓦观之，则殿堂上用瓦覆盖，应是十分多见了。
墨子时代的城门楼，也采用了瓦顶。《墨子》云：“城百步以突门，突门各为窑灶，窦入门四五尺，为亓门上瓦屋，毋令水潦能入门中。”春秋时的城墙，已设防御性突门，门上设瓦屋，相当于后世城墙上的敌楼。《史记》亦载战国时秦赵战争期间，“秦**武安西，秦*鼓噪勒兵，武安屋瓦尽振。”此时大约是赵惠文王在位之时（前—前年）。
有趣的是，古人将瓦的创造权归在臭名昭著的夏桀名下。据《史记》：“桀为瓦室，纣为象郎。”这里是将瓦室作为了追求奢侈的象征。《史记》中关于“桀为瓦室”一语，有注曰：“案《世本》曰：‘昆吾作陶’。张华《博物记》亦云：‘桀为瓦盖’，是昆吾为桀作也。”也就是说，瓦是夏代人昆吾创造的。若果如此，则屋瓦在中国的出现不会晚于公元前15世纪。
《周礼》中分别对草葺屋顶与瓦葺屋顶坡度做了定义：“葺屋叁分，瓦屋四分。”宋《营造法式》，在“看详·举折”一条，提到了这句话：“葺屋三分，瓦屋四分。郑司农注云：各分其修，以其一为峻。”葺屋，是以茅草葺盖的屋顶；瓦屋，是以瓦覆盖之屋顶。瓦顶的坡度要低缓一些。由此推知，《周礼·考工记》一书出现的战国至秦汉时期的草屋顶与瓦屋顶，应是同时较为普遍存在的。
与瓦屋顶大约同时发展的，应该是木构柱梁与屋架。由于草葺屋顶防雨水功能较弱，因此以木屋架作为建筑基本结构难以持久。在相当一个时期，中国建筑仍然是将夯土墙既作为围护结构也作为承重结构而存在。但很可能在较早时代，夯土墙内已开始嵌插立柱，采用柱墙结合方式承托上部屋顶梁架。考古发掘中，唐大明宫内麟德殿两侧山墙，厚度达到4米左右。如此厚重的墙体，不会仅仅起围护作用，也会起承托上部结构之作用。
换言之，中国建筑经历了一个由墙承重，到柱与墙结合承重，再到单纯用木柱子承重的过程。相比较之，北方木构建筑因为要防寒保暖，会在一座房屋的两山与后墙采用厚重墙体。早期是夯土墙，后来发展为土坯或砖墙。但即使这样，大部分情况下其墙内柱子也都直接承托上部梁架荷载。北方一些较为开敞的亭阁、敞轩、连廊建筑，柱梁关系更为明确。南方木构建筑为了通风便利及防止潮湿空气对木柱造成侵蚀，往往会将更多立柱暴露出来，从而体现为更简单明确的柱梁承重体系。
从考古发掘中可以清晰了解，早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无论是殿堂、回廊、门塾台基，都发现清晰而规则的柱洞痕迹，说明商代高等级宫殿建筑已开始使用承托上部结构的木柱。柱上会有用于覆盖房屋室内空间并承托坡形屋面的木构架，也是可能的。可知中国古代建筑，柱梁与木架屋顶的出现与夯土墙的使用，几乎有着同样久远的历史。史料观察也印证了立柱结构出现得相当早，《周易正义》提到：“‘同气相求’者，若天欲雨而柱础润是也。”有柱础，则应该有支撑上部梁架的立柱。
屋顶木构梁架，虽然有一个缓慢发展过程，但从商周青铜器表现的四坡屋顶形式看，很可能在商周时期已经有了能够承托四坡屋顶的木构架。只是这时木构架形式的式样，以目前所知资料尚难确定。周代青铜器上，还出现类似柱头栌斗做法，说明在很早时可能出现了联系柱子与上部梁架的斗栱。则早期木构架可能也是以柱楣、横梁木构件组合而成的，其木构架形式较大可能是类似后来抬梁式结构的早期形式。
4从“殷人重屋”到汉代楼阁
上古时代高等级建筑中最令人费解的，就是“殷人重屋”。这里的重屋，究竟是柱梁与构架重叠的多层楼阁，还是仅仅在单层殿堂之上，采用了重叠四坡屋顶的重檐屋顶形式？如果采信前者，似乎可以推知，殷商时期就已出现多层木楼阁建筑。
如果说春秋战国诸侯王沉迷的“高台榭，美宫室”是在高大夯土台基上建造的宫榭，至迟在两汉时代，木楼阁建筑已十分多见。这不仅见于文献所载汉武帝建造汶上明堂、神明台、井干楼，及汉长安城“旗亭五重，俯察百隧”，还见之于大量出土的汉代明器陶楼。
从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特别是明器陶楼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坡屋顶造型、出挑斗栱及各层平坐及其栏杆做法。古代先哲们仅仅将既有的木构柱梁加以重复，就建构出二层甚至多层的木楼阁建筑。
东汉陶楼
这些明器陶楼显示出，至迟在汉代，中国木构建筑许多基本做法，如柱楣、梁架、平坐、斗栱等，已十分接近晚近木构建筑之相应结构基本形态。也就是说，随着夯土台基与夯土墙同时出现的，是木构柱楣、梁架及斗栱体系。只是在唐宋以前，木构柱楣、梁架与斗栱，还处在一个发展与成熟过程之中。
汉代木构楼阁的发展最为直接的结果，是自三国、南北朝以来的高层木构佛塔。近年在襄阳出土的东汉木塔，是在木楼阁屋顶上覆以塔刹的一种尝试。三国人笮融所建“上累铜盘，下为重楼”式佛塔，正是在延续了汉代木楼阁做法基础上，将中国式木楼阁与印度式窣堵坡加以结合的产物。
由此可知，自上古三代至两汉三国，中国木构建筑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渐渐由夯土为基，架木为屋，土墙与柱楣结合承托木构屋架形式，发展为成熟而独具特征的纯木结构搭造的层楼高阁。这是一种由多层叠置的木构柱楣、梁架、平坐、斗栱，通过榫卯相接，组合建构而成的中国式木构建筑体系。
无论单层单檐、单层多檐的木构殿堂或屋舍，还是多层木楼阁，都是这一复杂木构体系下的某种表现形式。
三石与铁：冶铁、石窟寺与石作技术
1武梁祠与汉代石刻
中国建筑主流部分，是以木造结构为主体建造的。查观从上古及春秋、战国，乃至秦代的建筑遗存，采用石结构建构的建筑实例十分罕见。但是，情况在汉代发生了一个突然变化。
一是，两汉时期，尤其东汉时代，出现一些用石头雕凿的外椁或墓室，也有直接在山岩内开凿的王陵。如徐州西汉楚王墓，是在山石内开凿的大型墓穴。这一时期也出现大量画像石，即在坚硬的石板上雕刻精美细致的图形。这种巨大岩石墓室的开凿及大量精美的石刻艺术，反映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工具——用于开凿、雕刻与雕镌的铁质工具，在汉代时已经十分多见。
二是，现存汉代建筑实例，恰恰是一些用石头筑造的门阙。汉代石阙的精准比例、光洁表面，及精巧的檐下斗栱、屋顶瓦饰，反映了建造者精湛的加工水平。
三是，东汉时出现的武梁祠，是一个用石头建造，且在石面上雕满了细密而丰富人物及景观的石构建筑。这是已知中国最为古老的石构建筑之一，尽管其规模不是很大，但已经有了人可以进入的空间，并在这一空间中通过图像构建了一个气势恢弘的人神世界。
建筑与艺术史上这一突发事件，与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不无关联。从考古发现的商代铁刃铜钺中可知，中国冶铁技术在公元前14世纪已经萌芽。*哈密地区发现的铁质刀具，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世纪。一般认为，西亚一些地方发现的铁器，可以早到公元前30世纪中叶，距今约年。
这或许暗示，虽然中国冶铜技术在商周时已十分发达，但中国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从西亚、中亚，经西域，渐次传入中原地区。传入中原的冶铁术，使古代中国人在本已十分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基础上，结合中国既有的利用天然陨铁铸造含铁器物的原始传统，发明了生铁冶铸技术。这可能为战国至秦汉冶铁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冶金史学者认为，春秋时的齐国在冶铁技术上比较发达，因而使得偏居东海一隅的齐人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管子》有一段对话，管子云：“美金以铸戈、剑、矛、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斤、斧、鉏、夷、欘，试诸壤土。”这里的美金，指的可能是青铜；而恶金，可能是早期生铁。可知春秋时期，作战之用的武器及代表身份等级的器物，如酒器、祭器、乐器等，主要是用较有光泽的青铜制作；而光泽较暗的生铁主要用来铸造斧头、锄头之类实用性器具，以发展农业。
汉代是中国冶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汉代农业的发展对农具生产有了较大规模的需求，从而也加大了对冶铁技术与规模的需求。东汉时南阳太守杜诗发明了水利鼓风技术，称为“水排”装置，对冶铁业的发展起到较大作用。《后汉书》载杜诗：“善于计略，省爱民役，造作水排，制为农器，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
冶铁需要鼓风，早期鼓风是用皮囊，一座冶铁炉用几个囊，排列成一排进行鼓风。这种鼓风方式，可以用水力推动整排鼓风囊，以取代旧的人力或马力鼓风，既提高了效率，且可以长时间不停歇，极大地推动了冶铁业发展。三国时期的韩暨又将这种水利鼓风技术推广至曹魏的官营冶炼作坊中，使得冶铁业在规模上有了较大发展。《三国志》载：“旧时冶作马排，每一熟石用马百匹；更作人排，又费功力；暨乃因长流为水排，计其利益，三倍于前。在职七年，器用充实。”
更为重要的是，南北朝时期中国人发明的灌钢法冶铁技术，即将含碳高的生铁在高温状态下加速向熟铁中渗碳，使武器或工具之锋刃为含碳量高的钢，而其背则为含碳量稍低的熟铁。南朝齐、梁时的陶弘景最早记载了灌钢法；而北朝的綦毋怀文则将这一方法加以运用，制作成锋利的“宿铁刀”。据《北齐书》：綦毋怀文“又造宿铁刀，其法烧生铁精，以重柔铤，数宿则成钢，以柔铁为刀脊，浴以五牲之溺，淬以五牲之脂，斩甲过三十札。今襄国冶家所铸宿柔铤，乃其遗法，作刀尤甚快利。”
虽然我们没有找到铁制工具技术发展与石窟寺开凿的直接关联，但两者之间在时代上的呼应与一致，值得引起我们特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