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医院几级 https://m-mip.39.net/nk/mipso_5112772.html上海历史上的酒事杂说
作者
冯绍霆
上海地区六千年前种植稻谷，有井，具备酿酒条件。五千年前的崧泽文化遗址出土大量酒器，此时先民应该掌握酿酒技术。仪狄不是中国第一个造酒之人。上海地区历史上最早最显赫的陆氏家族会酿酒。陆机、陆云的诗，有些与酒有关，抒发自己使命没有完全的焦虑。吴郡太守袁山松，作为饮者得留其名。白居易写《松江亭携乐观渔宴乐》。皮日休、陆龟蒙常来松江下游。皮日休自称“真全于酒也”。他们没有醉。宋代酒类专卖，上海地区设立6处酒务。原因在此地航运发达。范仲淹、司马光都游过松江。梅尧臣与老友在松江饮酒。苏轼游松江，放杯畅饮。李行中《醉眠亭》引起北宋诗坛轰动。他隐于市，不同于陶渊明。皮日休说：酒之道，岂止充口腹、乐悲欢而已哉！诗言志，酒寄情。酒的历史反映社会发展变化。
酒之一事，古往今来说之者多矣。远至《诗经》，与酒有关的篇章俯拾皆是。降至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哪一部离得开酒，偏偏它们似乎与江南关系不大，更遑论上海。于是乎，奚落上海者便振振有词。前些年，上海人得了“精明不高明”的雅谑，连带着上海人的酒量似乎也小了。天南地北的朋友聚会，上海人稍稍贪了几口，边上的朋友惊讶，“你的酒量不像上海人。”真是扫兴得很。
欣闻上海国际创意产业活动周召开《酒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高峰论坛，有机会与同好探讨上海的酒事，在下喜不自胜。虽说钻在旧纸堆里有年，与酒事有关的材料以前却未多加留意，只能临时抱佛脚，拼凑些材料，零零星星说几个断面，都是一跃数百上千年。自忖不成系统，姑且称为杂说，聊充参加盛会的入场券，以求方家正之。
一、此地有五千年酿酒历史
说上海地区有五千年酿酒历史，因为那时候先民已经种植水稻。据研究酒的专家说，远古先民最早应该接触到天然发酵的酒，而后再酿造酒。现在说来简单，其实不难想见过程相当漫长。待稻谷之类成为酿酒的原料，距离喝天然发酵的酒，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上海地区之有稻谷种植，大概是六千年前的事。位于青浦崧泽村北侧，当地称为假山墩的土墩上及其周围农田下，考古人员发掘出三层古文化堆积。它的下层属于马家浜文化，即距离今天六七千年前的文化遗存。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发现了人工培植的稻谷，瘦长的为秈稻，肥短的为稉稻。说明上海地区的先民那时已经种植稻谷，将上海地区农耕文化的历史提早到了六千年前。这比现在所知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栽培水稻——约七千前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中发现的水稻晚了一些，在世界上却已经够早的了。
光有酿酒原料还不行，酒水酒水，酒与水天然不可分。不过，要有好水才能酿出好酒。上海滨江濒海，河道纵横，水量充沛，水质却有问题。所谓成败皆由萧何，正因为紧邻大海，每天子午两潮，海水入侵江河，带有咸味的水并不适宜酿酒。如此，上海地区岂非缺乏酿酒的条件？不然。
就在上述崧泽遗址，考古人员在年发掘到两口属于马家浜文化的六千年前的古井。这是中国已知年代最早的水井。其中一口直筒形水井残深2.26米，井口为直径0.67-0.75米的不规则椭圆，井壁平滑。井中满是黑灰土，还有先民食用后丢弃的鹿骨鹿角，以及陶鼎、陶釜、陶罐残片，还有一件完整的深腹夹砂陶盆。有了井，就有可靠的淡水来源，为酿酒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马家浜文化遗址
十分可惜，很难指望考古发掘能找到五千年前的酒。单凭找到水稻，找到水井，只能说六千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先民具备了酿酒的条件。要证明那时上海地区已经在饮酒，还要一些证据。就在发现马家浜文化水井的同一次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些过去不见或少见的器形，如小口径的盉形器，附扁耳的高颈圆肩壶等”。通常认为，盉和壶都是盛放液体的器皿，可以用作酒器，当然也不能排除它们可以作为盛放或饮用其他液体的器皿。
一般认为，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还属母系氏族社会，继之而起的距今五千年前的崧泽文化，为从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阶段。上海地区在崧泽文化遗址，发现了远比马家浜文化为多的酒器。据-年对青浦崧泽古文化遗址中层，一处属于崧泽文化的氏族墓地发掘所得，座墓中出土件遗物，加上地层中出土的67件，共件。除去石器、玉器、骨器，共有陶器件。这些陶器中，可作为酒器的杯有13件，觚有7件，尊1件，壶66件，共87件，占总件数15%以上，比例不能算低。先后领队发掘了马桥、崧泽和福泉山等上海古文化遗址的*宣佩，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考古专家。他认为，五千多年前的崧泽文化中，盛酒的陶壶与饮酒的陶杯已经是古人重要的生活用器。既具有酿酒的条件，又有了酒器以备饮酒所需，此时上海地区的先民应该已经掌握了酿酒技术，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了。
崧泽文化中的陶质酒器不乏精品，这里姑举两例：年，青浦福泉山遗址出土了一件泥质灰陶的镂孔高圈足陶壶，高12.2厘米,口径7厘米。这件陶壶器形精美小巧，是崧泽人的酒水饮器。年，青浦崧泽遗址号墓出土了一件夹砂灰褐陶的环把陶盉，高18.2厘米，口径5.3厘米。从这些酒器看，崧泽文化的先民对于喝酒一事，已经颇为讲究了。
继崧泽文化出现的良渚文化，为距今四千年前的一种文化，它的“社会发展，已经从野蛮时期、达文明阶段，即将或者已经出现国家。良渚文化的年代比我国史载第一个王朝夏代要早数百年”。
良渚文化遗址中的酒器更多。年，闵行马桥遗址9号墓出土了一件泥质黑衣灰陶的带盖双鼻陶壶，高15厘米，口径7厘米。器形端庄优美，器表制作时经打磨，乌黑锃亮，有金属般光泽。年，青浦福泉山高台墓地9号墓出土了一件矮足小陶盉，高54厘米，口径32-37厘米。它黑衣打磨光亮，胎夹细沙，形体扁矮，奇小奇巧，是一件特别设计的小形用品。年，青浦福泉山高台墓地号墓出土了一件鸟形陶盉，通高19厘米，腹径10-厘米。它造型别致，似一只伫立的企鹅，具有其他黑衣陶盉共同特征：上翘的宽流，阔扁的把手，上部泥质，下部夹砂。正因为它的下部为夹砂陶，烧煮时就不易爆裂，不仅可以盛酒，还可以用于温酒。鸟形陶盉所在的福泉山高台墓地号墓是一个贵族大墓，“墓主身旁有象征权力和地位的玉钺、玉冠形器等，全墓陪葬的石、玉、陶器多达95件。而鸟形陶盉置于墓主头前正前方”。可见它虽然是一件祭器，墓主人生前应该享用过类似物品。也就是说，饮酒在良渚时期已经成为贵族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崧泽文化人首陶瓶
依考古专家的看法，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并不是直接继承的关系。马家浜文化的先民在此生活数百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后来的崧泽文化、良渚文化的先民同样如此。于是，崧泽文化时的酒，与良渚文化的恐怕是两个品种。先民毕竟生活在石器时代，对严酷的自然环境的认识，以及驾驭自然的手段十分有限，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正常的。
古人说；“昔者帝女命（一本无命）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日必有以酒亡其国者。”后人还产生了仪狄造酒之说。这大概与西汉已经有纸，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被一些人冠以蔡伦造纸的情况相类似。仪狄“作酒而美”，大概也是作了些改良，造的酒好喝而已。至少，上海地区的这些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仪狄绝对不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造酒之人。
二、两晋酒事
上海地处江南，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此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显然落后于中原，有关酒事的文献记载阙如，不能与中原相提并论，然而考古发掘倒有所得。上海西部凤凰山南麓曾出土一件春秋时期形制的青铜尊，“上面的蟠虺纹饰有着浓郁的百越文化色彩”，当是当年贵族在此宴饮的物证。按照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还得有相当的文献记载。然而，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考索了比较可靠的文献之后，明确表示意见：“春秋时越未尝拓土至今上海南部”。二重证据法，只有百越文化色彩青铜尊一重，缺乏相应文献的佐证。故而这青铜尊究竟蕴含着什么信息，还得仔细考量。
战国时，楚考烈王元年（前）*歇拜相，封春申君。他与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同样辅国秉*，称四公子。最初封地在淮北，*歇以与齐国靠近，献出十二县改为郡，要求将自己封地改到江东，楚考烈王同意。现在的上海，就在江东这片土地之内，虽则只是它的东缘。春申君于是与上海结缘，这也是上海称申的由来。平原君派人拜访春申君。使者以玳瑁作发簪，刀剑用珠玉装饰，不想春申君宾客三千余人，上等宾客都穿着珍珠鞋履来见，讨了个大大的没趣。如此夸耀斗富，宴会饮酒更应是寻常事。不过，这只是推测之词，并没有出土的实物，也没有文献佐证，而且春申君是否会跑到东边濒海之地来宴会宾客，更是一大疑问。
可以说，直至秦汉，有关上海地区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才陆续出现，然而其中有关酒事者则近乎空白。
两晋时，此地总算可以找到些有关酒事的材料。这要感谢上海历史上最早的两位名人：史称二陆的陆机、陆云兄弟。他们出身在当时最煊赫的世家，祖父是吴国丞相陆逊，父亲是吴国大司马陆抗。
陆机平复帖
陆逊自称书生，*事上十分了得，还不到20岁就征讨会稽山贼，领有部曲千二千余人。之后东征西战，势力逐渐强大，“部伍东三郡，疆者为兵，羸者补户，得精卒数万人”。也就是说，他掌握的人口，可能数以十万计。打的最出名的一仗，便是击败关羽，攻取荆州，陆逊以此功得封华亭侯。以后又以功进封娄侯。华亭与娄，都在今天上海的西部，陆氏家族就成了上海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家族，会酿酒供应自己的数万精兵，大概谁也不会感到奇怪。至于陆逊是否善饮，恐怕还在其次。
然而他的孙子，陆机、陆云都是会饮酒的。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被称作太康之英，所作诗有些与酒有关，如《饮酒乐》。
饮酒须饮多，人生能几何。百年须受乐，莫厌管弦歌。
敢说“饮酒须饮多”，口气不小，可见这位诗人不但会饮酒，酒量应该不小。只是命运太捉弄人。太康元年（年）西晋灭吴，其时陆抗已病故，陆机、陆云的长兄次兄领兵作战，都被晋*杀死。但是，陆氏家族的财产大概还得以保留，陆机、陆云遂在家乡，即上海佘山附近读书十年。对此，陆机很是不满。
《短歌行》：置酒高堂，悲歌临觞。人生几何，逝如朝霜。时无重至，华不再扬。苹以春晖，兰以秋芳。来日苦短，去日苦长。今我不乐，蟋蟀在房。乐以会兴，悲以别章。岂曰无感，忧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可咏，长夜无荒。
诗人咏道：“短歌可咏，长夜无荒。”不但善饮，喝起来可以通宵达旦，再一次说自己酒量不小。看来，南人不善饮之说可以休矣。然而，陆机并非为饮而饮的酒袋。他饮酒，“岂曰无感”，只是为了“忧为子忘”。忧什么呢？“时无重至，华不再扬”。他忧伤的是时光流逝。吴亡后，陆机写下《辨亡论》，述说乃祖乃父功业，很为他们骄傲。作为他们的子孙，作为江东世族代表人物，他必然重视事功，期盼着光大祖业、克振家声。看起来，是在歌唱饮酒作乐，骨子里，陆机在抒发自己使命还没有完成的焦虑。很多论者说陆机多模仿之作，这首《短歌行》看来也是如此。之前曹操也有《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陆机把“人生几何”原文照录，“去日苦多”，改成了“去日苦长”。或许，曹操这首名篇让陆机心向往之，才有此模仿之作。曹操此诗，表明自己招纳贤才如饥似渴，而陆机此诗则吐露急于建功立业，两人表达的意思并不相同，然而要想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却如出一辙。
陆机还有一首《拟今日良宴会诗》，说得更加明白。
闲夜命欢友，置酒迎风馆。齐僮梁甫吟，秦娥张女弹。哀音绕栋宇，遗响入云汉。四座咸同志，羽觞不可算。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人生无几何，为乐常苦晏。譬彼伺晨鸟，扬声当及旦。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
酒宴中聚集不少志向相同之人，应该规模不小，男女僮仆唱歌跳舞以助酒兴，招待可谓周到，“羽觞不可算”，预备的酒，更是充足，而主人偏偏要说“曷为恒忧苦，守此贫与贱”。能举办这等酒宴，会是贫贱之家么？很明显，陆机是富了想更富，贵了想更贵。因此，陆氏兄弟得到西晋朝廷征召，虽然有亡国之恨，还是立即奔赴洛阳，以求更高的富贵。
陆机像
为了建功立业，兄弟两人不能经常相聚。哥哥诗赠弟弟。
行矣怨路长，惄焉伤促别。指途悲有余，临觞欢不足。我若西流水，子为东峙岳。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安得携手俱，契阔成騑服。
弟弟也有诗答哥哥。
悠远涂可极，别促怨会长。衔恩恋行迈，兴言在临觞。南津有绝济，北渚无河梁。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参商。衡轨若殊迹，牵牛非服箱。
兄弟二人名重一时，以至西晋太常张华说：“伐吴之役，利获二俊”，很器重他们。可惜，西晋人士并非个个都是张华，许多北方士族看不起败亡之余的南方士族。陆机、陆云才华盖世，却受尽折辱，最后都在八王之乱中遇害。宋人朱长文《陆宝山》咏道：
陆家山色隐平芜，文彩如虹照碧虚。痛尔临刑思鹤唳，输他谢病食江鲈。
末一句用的是张翰秋风起思莼鲈的典故。张翰人称“江东步兵”，将他比作阮籍阮步兵，也是位嗜酒之徒。已知他故乡甫里，即今日苏州甪直，与上海贴邻，这里就不多说了。
晋室南渡后，有一位与上海很有些关系的酒徒不可不说一说，就是吴郡太守袁山松。他修理前人所筑沪渎垒，抵抗孙恩作乱，兵败被杀。据说子孙留居守庐，上海袁姓就是他的后代。其人擅长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泪”。虽然当了父母官，文人好酒的本色没有变。也许正因为是文人，袁山松于*事不很在行，终于死于兵祸，然而作为饮者，也得以留其名。
三、唐代诗人笔下酒事
唐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朵奇葩，今日的上海地区当年地处偏僻，不过也曾为当时若干诗人所注意，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诸前贤，都有吟唱上海地区的诗作，且都与酒有缘。
白居易宝历元年（年）除苏州刺史，今日上海地区正在辖下。在任上，他向往着“明朝更濯尘缨去，闻道松江水最清”，早就有心领略滨江临海处江天寥郭的风光。次年卸任，终于得以畅游，写下《松江亭携乐观渔宴宿》：
震泽平芜岸，松（一作吴）江落叶波。在官常梦想，为客始经过。水面排罾网，船头簇绮罗。朝盘脍红鲤，夜烛舞青蛾。雁断知风急，潮平见月多（一作湖平得月多）。繁丝（一作弦）与促管，不解和渔歌。
诗中描写了他从震泽——也就是太湖，到松江——今日称吴淞江一路所见，欣赏的成份居多，微微让诗人不满足的是所携乐妓的急管繁弦，没有与舷窗外的渔歌应和。尽管如此，“在官常梦想”的松江清水，卸任之后“为客始经过”，如愿以偿让白居易心满意得。可见，松江在唐代已经是一个颇有名声的游览之区。诗中没有明白写到酒，但是，又是美食，又是歌舞，岂能无酒。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白居易笔下经常出现劳力者的不幸遭遇，早些年还好像有过人民诗人的美誉。其实，作为一个地方长官，他携妓冶游并非偶而为之。吃老公者，古已有之啊！
白居易
皮日休和陆龟蒙年辈晚了白居易许多，都是晚唐名家。皮日休，字袭美，自号鹿门子，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出身贫寒，咸通八年（）进士，咸通十年（）为苏州刺史从事。陆龟蒙，字鲁望，自号天随子，苏州人，举进士不第，曾居苏州临顿里，退隐松江甫里。在苏州两人相识，并多有唱和，并称“皮陆”。
他们对近在咫尺的松江下游很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