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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9月7日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9月4日发表题为《“9·11”孩子：生命力的课程》的文章，作者系莱斯莉·布罗迪，文章介绍了几位在“9·11”恐袭中失去父母的孩子的经历和如今的情况。全文摘编如下：
将近名儿童在“9·11”恐袭中失去父母。如今他们都已成年。他们谈起成长过程中的经历，夜晚的恶梦、对父母的思念之苦——有些人从没见过父母——以及不断被别人看作一场历史性灾难的受害者给他们的重负。
他们还讲述了如何为自己的适应能力感到骄傲、与兄弟姐妹的紧密关系以及从恐袭中幸存下来的父母取得的成就。他们欣然接受新的继父继母，新的事业。许多人说，他们常想，父母如果还在世，会如何看待今天的他们。
关于多少儿童在“9·11”中失去父母，官方数字模糊不明。曾在芒特西奈医学院精神病学系工作的已故研究者克劳德·切姆托布在年领导的一项研究说，那次袭击使名18岁以下的儿童失去单亲或双亲，他们大多住在纽约或新泽西，平均年龄不到8岁，死难父母当中约有86%是父亲。
这项研究指出，父母亲死亡是儿童可能面临的压力最大的事件之一，父母死于恐怖袭击更会加剧患心脏病、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
“9·11”那天上午，当两架飞机撞上双子塔，纽约州华盛顿港的阿什莉·俾斯曼正在上高中历史课。一家电视台播放了她父亲所在的办公大楼燃起雄雄烈火的画面。他的尸体一直都没找到，找到的只有他的信用卡。阿什莉说：“有一种悲伤永远不会消失。”但她补充说，生活里也有希望、爱和笑声。“关键不在于你遇上什么悲惨的事情，而在于你如何振作起来，战胜它。”
“全力以赴地生活”
尼古拉斯·戈尔基，19岁
尼古拉斯·戈尔基
母亲感谢尼古拉斯拯救了她的生命。葆拉·贝利尼当时怀孕大约7周，是摩根士丹利添惠公司的机构业绩分析师，因为晨吐迟到了。当她正要进入世贸中心南塔，看见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
尼古拉斯的父亲、在曼哈顿中城工作的德意志银行高管塞巴斯蒂安·戈尔基当时恰好在她工作的南塔。他在最后时刻主动提出在那儿主持一次商业会议。他没能幸免于难。
在韦斯特切斯特郊区长大的尼古拉斯总是处于焦虑状态。“我对每件事都感到焦虑，”他说，“幸运的是，这种情况逐渐缓解，我慢慢学会了如何处理。”
他母亲现在是一名瑜伽老师，常常建议通过深呼吸来平静心情。他和同母异父的妹妹聊天儿也有帮助。去年，尼古拉斯进入印第安纳州珀杜大学读大一。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觉得自己困在千里之外，远离家人，于是开始接受抑郁症治疗。
他想象，如果父母像在双塔遇袭前考虑的那样搬到欧洲，他的生活会有什么不同。他说，他经常想，父亲如果健在会如何看待他是一个好胜的拉拉队队长或者他是同性恋这些事情。现在他读大二，在学计算机科学。“全力以赴地生活已经成为我的遗产，”他说，“我父亲当年特别成功，我希望达到那样的标准。”
难堪的“9·11儿童”标签
利娅·奎格利，19岁
利娅·奎格利
像其他从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一样，利娅对父亲的了解主要来自照片和别人的讲述。应对这样的失落常使她感到孤独。她的父亲帕特里克·奎格利当时乘坐美联航航班，也就是撞上世贸中心的第二架飞机。她在他去世一个月后出生。
7岁那年，她在马萨诸塞州西部伯克希尔丘陵为“9·11”丧亲儿童组织的夏令营里找到一些安慰。她连续5个夏天都去参加，直到夏令营停办。
“我不记得大家明确谈论自己的感受，但我们知道彼此都有共同的体验。”她说，“这帮助很大——不谈这件事，但知道有这种经历的不只是自己。”
她说，被贴上“9·11儿童”的标签很不舒服。“没人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个话题，大家都小心翼翼，这很尴尬。”如果社会学或历史课上谈到“9·11”袭击，有些老师会提出她可以离开教室。
利娅在高年级写的一篇作文中提出，每个人对待失去亲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悲伤的五个阶段不会结束，”她写道，“没有那么一天，一切都成为过去，你获得自由。就像一台洗衣机永远在脱水。”
如今利娅在马里兰大学读大二，学习早教。母亲帕蒂·奎格利的使命影响着她。帕蒂是拉齐娅希望之光基金会的临时负责人，这个基金会在阿富汗教育女孩，并计划在美国撤*后继续这样做。
用表演艺术消化悲伤
塞利娅·罗丝·古丁，21岁
塞利娅·罗丝·古丁
塞利娅的父亲、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的证券交易员卡尔文·古丁遇难时，她还在蹒跚学步。塞利娅的母亲、获得过托尼奖的女演员拉尚策把他的结婚戒指送给了她，塞利娅走到哪儿都带着这个戒指。“让他的能量始终在我身边，”她说，“我取得的所有成功都有他的参与。”
塞利娅凭借百老汇音乐剧《小药丸》获得年托尼奖最佳女演员提名。因为新冠疫情，颁奖典礼推迟到9月举行。她在剧中饰演被白人家庭收养的黑人女孩弗朗姬·希利。
塞利娅说她喜欢忙碌、微笑和热情的感觉，遭遇不快时经常试图开玩笑而不是去面对。她说：“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如果真要接受失去父亲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可能永远无法摆脱那种情绪。”她说，表演艺术帮助她消化悲伤，但这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母亲始终是她的支柱。塞利娅6岁时看到拉尚策出演音乐剧《紫色》获得托尼最佳女主角奖，梦想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感受到母亲脸上的那种兴奋。
塞利娅毕业于纽约州塔里敦的哈克利中学，在阿尔文·艾利美国舞蹈剧院学习舞蹈，并在纽约市佩斯大学学习一年。眼下她正在多伦多拍摄首部电视剧《星际迷航：奇异新世界》。“我真的很幸运，”她说，“爸爸确保我的岗位都能给我带来快乐。”
年年都给父亲写信
朱莉娅·加德纳，22岁
朱莉娅快三岁的时候，父亲道格拉斯·加德纳遇难。他当时是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的执行董事，这是一家金融服务公司，设在世贸北塔。
每到“9·11”纪念日，朱莉娅都会给父亲写封短信。在弗代尔乡村学校（也是她父亲的母校）读高年级的时候，她在信里跟父亲讲述他没机会在校园里看到她或看她踢足球，这让她多难受。“我多希望你能再一次大笑着用狮子毛巾裹住我，”她写道，“没人能想象得出我有多么想你。”
她喜欢播放他那些黑胶唱片，比如披头士、死之华和齐柏林飞艇的唱片。“我很高兴以这种方式，通过听他喜欢的音乐去了解他。”她说着，眼里涌出泪水。
“在他的体育馆，必须赢”
迈克尔·加德纳，24岁
朱莉娅的哥哥迈克尔是房地产服务公司纽马克的合伙人，他通过篮球和父亲建立联系。迈克尔曾效力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篮球队，并在哈弗福德学院的体育馆里打过比赛——他父亲当年是哈弗福德学院篮球队的队员。那个体育馆名叫道格拉斯·加德纳83综合运动中心，简称“道格”。
“我每年都有一次在那儿打球，能看到爸爸当年读大学时的牌匾和照片。”迈克尔说，“我们四次都打赢了。在他的体育馆，我必须赢。”
哈弗福德的另一位毕业生、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首席执行官霍华德·卢特尼克是新建成的运动中心的主要捐款人。恐怖袭击发生后那几年，卢特尼克几乎每礼拜都带迈克尔出去吃饭、逛糖果店或和他自己的儿子们一起打电玩。男孩子们经常穿着睡衣。他们称之为“男人之夜”。
迈克尔说：“我很幸运，我有这样一个支持系统，他们尽管很忙，却抽出时间确保我OK。这给我一个框架，在危机的时候提供一个榜样。”迈克尔仍然和父亲的朋友们一起打篮球，为他爸爸最喜欢的球队叫好。“尼克斯队今年这个赛季表现太棒了，老天知道他们有多久没打得这么好了。我真希望能和他一起经历这一切。”
办袜子公司帮助他人
丹尼尔和迈克尔·弗里德曼，31岁
丹尼尔和迈克尔·弗里德曼
父亲安德鲁·弗里德曼失踪后，这对双胞胎的母亲莉萨带着他医院和消防站找他。兄弟俩说，尽力寻找父亲帮助减轻他过世给他们的打击。弗里德曼当时在北塔的卡尔期货交易所工作。他的玳瑁眼镜和银色手机如今陈列在“9·11”国家纪念博物馆。
这对双胞胎兄弟说，他们还记得救援人员在泡水的废墟中搜寻时说到需要干袜子。他们四年前创立一家袜子公司，承诺把10%的利润捐给“星期二儿童”，这个非营利组织针对在恐怖主义和*事冲突中失去亲人的家庭提供咨询和指导等服务。他们已经捐出4万多美元。
在隧道尽头找到光明
阿什莉·俾斯曼，36岁
阿什莉·俾斯曼
年，结束在波士顿的一段恋情后，阿什莉独自一人在曼哈顿，没工作，也没房子。有一天，她去了“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那里有她父亲、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首席财务官杰弗里·戈德弗拉姆的名字。
“我当时想，我这辈子打算怎么过？爸爸现在会怎么看我？”她回忆说，“我觉得自己很失败。”
她努力乐观，注册了一个在线交友网站，经过一系列糟糕的配对后认识了埃里克·俾斯曼。他们结了婚，现在有一个3岁的女儿和近2岁的儿子。她丈夫在联合汽车金融公司担任投资组合经理。“我想象爸爸和他坐在一起，谈论金融。”她说，“但这永远不会发生，我觉得自己被夺走了什么。”
阿什莉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新闻专业，20多岁的时候东一笔西一笔地记录过自己的约会经历，30多岁开始记下对爸爸的回忆。然后，她把这些线索汇集起来，写成一本回忆录：《追逐蝴蝶：“9·11”女儿的真实故事》。
阿什莉说，一些读者可能觉得这本书里的幽默不敬。“我感到紧张，但说到底这是我的故事。”她说，“面对失去爸爸，我的办法是在隧道尽头找到光明，找到让我发笑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