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殿疯在哪里 http://www.xftobacco.com/m/引言
唐肃宗乾元元年()，安史之乱的第四年。这年6月，唐*收复长安；10月，收复洛阳。收复两京前，肃宗向回纥借兵15万，向阿拉伯借兵1万，因无力支付钱款，肃宗与回纥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
这是一项十分无耻的协议。收复洛阳后，回纥人烧杀抢夺、奸淫掳掠，繁华的洛阳变成废墟；出兵较少的阿拉伯人尽管没捞到什么油水，但他们看到了大唐的孱弱。于是次年回国时，这1万阿拉伯兵没有选择走河西走廊，而是从广州出发，走水路。灾难降临广州城。
阿拉伯兵先和城内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联系，让他们故意制造暴乱，一万大*再以平定叛乱为由攻城，没有防备的广州城一攻即破，“刺史韦利见弃城而遁”。阿拉伯兵和当初进入洛阳的回纥人一样，“掠仓库，焚庐舍，浮海而去”。繁华的广州遭到洗劫，几为一座空城。为什么选择广州城？答案很简单：这里富有。
自秦汉以来，广州就是海外贸易港口。《史记》载：“番隅（广州）亦其都会也，珠现、犀、、果、布之凑。”《汉书》载：“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广州之所以在秦汉时期就如此繁华，在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北端，东、北、西三江在此汇流，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网络。
这里向北可至长安、洛阳，向西可至川、黔、岭西，向东可至江浙，出海则远及日本、朝鲜乃至印度、波斯湾、北非。出入广州的大多是珠、香、象、玳瑁这样的稀世珍品，自然吸引来无数巨贾富商。乾元元年的这次灾难只是广州城繁盛历史中的一段小插曲而已，广州城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在商船的往来交织中愈加繁盛。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爆发，此后唐*忙于平定内乱、镇压藩镇势力，无暇西顾，逐渐对西域、中亚失去掌控。因此，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海上丝绸之路随之兴起。特别是进入唐朝中晚期，由于远离中原地区，广州没有卷入大规模的藩镇混战，难得的安定环境让广州的海外贸易进入鼎盛阶段。
与此同时，广州也加强了和中央*府的联系。初唐时期，从广州去长安有两条路：水路是溯流而上从西江入桂江、从灵渠入长江，再从长江水系人长安，绕一个大圈子；陆路则经过韶州，翻越大庾岭，进人江西、扬州，由运河抵达洛阳、长安，这条路不用绕圈子，但大庾岭地势险要、环境恶劣，是陆路上的最大障碍。
玄宗朝名相、韶州人张九龄曾评价大庾岭：“以载则曾不容轨以运则负之以背。”开元年()，张九龄开通大庾岭，“坦坦而方五轨，图而走四通”。从此，大庾岭成为广州进入中原的主要通道。怛罗斯之战中，有唐*被阿拉伯人俘虏，其中有一人叫杜环，是唐*随*书记官。他被俘虏后，游历中亚、地中海十余年，最后登上从阿拉伯驶往广州的商船回到大唐。
可见，当时阿拉伯至广州的海道已成为日常交通线。海外番人之所以乐意来广州经商，原因在于朝廷制定的一系列优惠*策。第一是舶脚，中央*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特定商税称为舶脚。起初，这部分税由岭南节度使征收，后改派宦官担任市舶使，一方面征收商税，一方面“收市进奉”，为皇家采购海外奢侈品。
第二是收市进奉。海外商船被征收舶脚后，还不能立即在民间做生意，必须先和市舶使交易，而市舶使代表皇帝的利益，征收的宝货由大庾岭入长安，归皇室所有，因此这项交易叫收市进奉。毫无疑问，收市进奉是“散国财，市蛮宝”，用国家的钱买宝货进入皇室的口袋，是为了满足皇帝私欲而设。
市舶使一般都出现钱，以市场最高价购买，以示天朝富有。因此，收市进奉是一项很烧钱的*策，这些买进来的宝货只有在特定时期才发挥作用。元和中兴时期，宪宗为了和藩镇对抗，曾卖家当以供*需，“出内库罗绮、犀玉、金带之具，送度支估计供*”。
第三民间交易无须交税。和市舶使交易后，商队开始“列肆而市”。唐玄宗曾有对这部分贸易收税的念头，但被谏阻：“彼市舶与商贾争利，殆非王者之体。”后来的皇帝也屡屡下旨严禁地方官贪财征税，德宗曾下旨：“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第四是设置番坊。番坊供外国侨民居住，他们在这里生活、传教、做生意成为聚居群。乾符五年()，*巢攻陷广州，屠杀异教徒十多万人，可见广州城内的番人之多。第五是人性化*策。商船到达广州后，货物可以寄存在货栈内，市使代为保管6个月；商人意外死亡时，官府代为管理财货，3个月内妻子来认领则予之过期则没入官府。
后因期限太短，改为“有验者，不为限”；番人可以和当地人杂居、通婚，“多占田畴，广营地舍”。诺多优惠*策下，广州城被打造成内联京师、外通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这才有了韦应物笔下“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的盛况。
在朝廷的保驾护航之下，广州城不再是蛮夷之地，而是文人笔下的“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蛮声喧夜市，海邑润朝台”“常闻岛夷俗，犀象满城邑”。但也因为富有，广州城被很多人盯上，比如前面说的血洗广州城的阿拉伯人和*巢。
和平时期天高皇帝远，虽然皇帝三番五次下旨宽待海外商人，但广州城的财富过于诱人，不少地方官借机敛财。唐朝名臣王锷擅长理财、精通商贸，他担任岭南节度使时除了收市进奉，另外敛来的财产都放进个人腰包，再拿搜刮的钱做生意，大赚一笔。甚至“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
王锷也用钱贿赂朝廷官员，8年之内，“京师权门多富之财”。王锷一生官运亨通，生前广聚钱财，死后还混了个“魏公”的荣衔。有像王锷这种“生财有道”的，也有不按常理出牌的。代宗朝宦官吕太一任市舶使时，直接驱逐岭南节度使张体，“纵下大掠广州”，简单粗暴。
宪宗朝的岭南节度使孔戣是正面教材。他为官清廉，到任就一改原先“犀珠磊落，贿及仆隶”的状况，他把去世番人的财产没收期限从3个月变为“不为限”，为番人经商提供了很大便利。唐朝中后期，中央*府需要广州城的舶脚，海外贸易更需要朝廷的监控，一旦地方官所任非人，可能就会祸及数十万人。
而像孔戣这样的官员能够保障一方平安，“舶人安焉，商贾以饶”，更多钱财进人国库，而不是个人腰包唐人于邵在散文《送刘协律序)说，广州是“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连击，合会于其间者，日千百”，阿粒拉伯人也记载广州是“阿拉伯商人之地”“户罗夫商人聚集之地”。毫无疑间，这样的广州城需要官府的支持。
除了史籍记载，文物也证明了广州城的繁盛。年，考古人员在雅加达以北的海域打捞出一艘10世的一黑石号。黑石号体型庞大、装饰华丽，上面还有陶瓷、银锭、钱币等货物，这是一艘进行海外贸易后返回广州的商船。
可以想象，唐朝中后期定有无数如黑石号般的商船络绎不绝，往来交织，穿梭于广州城和印度洋、波斯湾的各个角落，把东、西方两个世界串联在一起，打造出比苏杭更繁盛、更国际化的城市。此外，唐朝《永徽律》律法还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
结语
即若是番人之间犯法，则依番人律法判决；若唐人与番人冲突，则依唐律判决。对于番人享有的优待，很多西方人土都忍不住惊叹：“居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治外法权。”无论在经济、*策还是法律上，唐朝廷都给予海外商人最大优惠，或许只有始终秉持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的唐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以博大的胸襟海纳百川才孕育出通向世界的广州城。
